爱华网如何处理国际社会的期望与中国的能力与意愿之间的落差，将考验中国的外交智慧。
撰稿·汪 伟(记者)
作为“信心之旅”的最后一站，温家宝总理2月2日在英国的剑桥大学演讲，演讲过程中遭遇抗议，一位观众向总理扔出一只鞋子，中央电视台因此掐断了直播，把镜头切换到北京的演播室。这个突发事件让主持人不禁一愣，很多收看这次直播的观众也跟着一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第二天，“鞋袭事件”的信息已经铺天盖地，中国外交部表明了态度之后，央视才在新闻联播中播出了详细画面。尽管如此，央视的转变仍然被看成是象征性的。
在最初一刹那的不适应之后，新的关于这一类问题的处理理念战胜了惯性：第二天的新闻画面让很多人感到亲切，尽管很多人已经从互联网上看到了相同的一幕，但对央视来说，这毕竟是非常罕见——甚至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大多数人肯定，播放较为完整的画面——即使画面的内容是一次抗议——是一个进步，说明新的理念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应。这和中国外交部在事发之后的答复以及英国政府和剑桥大学诚恳道歉一起，为总理的“信心之旅”画上了一个有信心的句号。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陈志敏评价说，掐断直播的反应并不出奇，在把握国内民众的思想动向方面，包括央视在内的有关部门仍然有一种“缩手缩脚”的惯性。而只有克服这种惯性，才能够形成一种健康的大国心态。
当然，如何面对掷鞋子的人，甚至是巧妙地接住扔过来的鞋子，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
投之以运动鞋，报之以采购团
没有什么比“信心之旅”中的“信心”二字更宝贵了。在2009年的达沃斯年会上的特别致辞中，温家宝模拟了一个西方常见的疑问：“中国经济能不能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然后自己回答说，“我们对此充满信心”——也没有什么比“信心”这两个字更能形容中国试图在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了。
次贷危机以来，尤其是雷曼兄弟这样的银行倒闭之后，中国政府投资基金的角色开始受到关注。一开始人们只是想知道，中国因为华尔街的丑闻损失了多少，不久就发现需要重新评估一个事实：在摆脱危机方面，西方对中国——尤其是它巨大的外汇储备和内需市场——的依赖有多大。中国公布的4万亿财政刺激方案，受到了积极和正面的评价，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西方投资者和消费者对世界经济的信心。这种信心是一边拿着财政注资一边给自己开高薪的华尔街银行家所糟蹋的，也是麦道夫骗局下人人自危的美国和欧洲投资者所缺乏的。
在达沃斯，为麻烦中的世界经济注入信心不是容易的事。达沃斯年会被看作是全球化的里程碑。在过去的十年里，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繁荣让达沃斯这个瑞士小镇获得了风靡全球的魔力，但金融危机正让魔力消褪。达沃斯2009年流行的一个笑话说，what is capital of Iceland? Answer: $25! (英文中capital一词兼有“首都”和“资本”的意思，笑话翻译过来是说，有人问冰岛的首都在哪里？答者以为问的是冰岛有多少资本，因为冰岛政府已经在金融危机中濒临破产，所以对之曰25元。)全球化最知名的拥趸，《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文章里说，因为世界是平的，远在冰岛的银行可以以高利率吸引英国的存款，也因为世界是平的，洛杉矶的抵押贷款经纪人把钱贷给没有还贷能力的人后，还能把这些问题贷款打包销售给世界各地的银行。结果次贷危机不仅搞垮了雷曼兄弟这样的美国公司，冰岛也连续有三家银行垮台，大量英国存款被冻结，其中有1.7亿美元是英国各地的警察局的存款。
因为美国的消费者还不起房贷，英国的警察局不得不减少周末巡查的警力：这就是全球化的现状。用弗里德曼的话说：我们彼此相关，但无人负责。尽管仍在鼓吹全球化的麻烦需要全球化的方式解决，但在达沃斯论坛期间的专栏里，他也不得不承认，每个人都在期待奇迹，但奇迹是不存在的。
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说得更直接：全球化开始开倒车，达沃斯论坛不得不面对一种新的现象——去全球化。
“达沃斯人创造的世界正开始倒退”，拉赫曼说，“国际贸易和投资不断下滑，保护主义壁垒有所抬头。经济日渐萎缩，失业率逐步攀升。”这种景象恰好和过去10年的景象背道而驰。那时候，“达沃斯论坛汇聚了大企业家、金融高管和政府领袖，共同推进和庆祝全球经济一体化。无论他们有什么商业上的竞争或政治上的分歧，出席达沃斯的代表们一致认为，只有进一步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简而言之，就是全球化——才是实现和平与繁荣的正途。”
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在达沃斯论坛上，中国继续坚定地表达了对全球化的支持和期望。温家宝说：“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是当今世界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国际分工格局调整中蕴藏着新的机遇。”
温家宝承诺说，中国“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保持经济增长，并且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没有改变，温家宝对出席达沃斯论坛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工商业和其他各界精英人物——但不包括原定要出席而实际没有出席的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说，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也没有改变。他随后强调了中国的这些优势：“良好的物质、技术和体制基础”、丰富、廉价而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资源以及稳定的金融体系，政府财政收支状况良好，社会资金充裕。
从瑞士开始，温家宝的“信心之旅”先后造访德国、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西班牙和英国，使得中国的刺激方案引人注目。英国首相布朗说，英国企业应该努力从4万亿刺激方案中获得一杯羹。在两国政府首脑出席的中英工商峰会上，温家宝承诺，中国将迅即组织采购团赴欧洲采购设备、商品和技术。西谚说“等待另一鞋子落地”，意指良好的睡眠要取决于邻居的作息。除了加强中欧政治互信，中国采购团无疑正是欧洲在“信心之旅”中一直等待的“另一只鞋子”。
投之以鞋(运动鞋)，报之以“鞋”(采购团)，剑桥的鞋袭没有影响“信心之旅”宾主尽欢的大团圆结局。如果要说有失意者，那就是法国。“信心之旅”被形容为“环法之旅”，个中原因，用温总理的话说，是“众所周知”的。
见招拆招：应对美国的“鞋子”
小布什政府的财长保尔森指责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后不久，奥巴马政府的准财长盖特纳也言辞激烈地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对中美合作期望甚高的人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失望。英国《经济学人》的文章说，在中美经济关系中制造紧张气氛完全是不合时宜的。
当流动性不足考验着欧美金融体系的重建步伐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开始频频受到关注。由于持有大量美国国债(数千亿美元)，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了美国政府最大的债主。奥巴马当选之后和就职之前的这段时间里，金融界普遍猜测，奥巴马上台之后还将大规模发行国债，以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中国仍是最重要的潜在买家，这将推动中美两国在对抗金融危机方面进行更深入和紧密的合作，并影响到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但出人意料的是，利好尚未变现，保尔森和盖特纳却先后掷来了两双大号“球鞋”。
保尔森的逻辑是这样的，中国的高储蓄率导致了国际贸易不平衡，产生大量外贸结余，也即外汇储备，这些储备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等盈利预期稳定的美元金融产品，美国国内的流动性只有通过金融创新，寻找风险更高的投资品，由此诱发了金融危机。
此言一出，中国哗然，保尔森的言论有推卸美国政府在金融领域监管不力的责任的嫌疑，也伤害了债权人的经济自尊心，因此被中国央行形容为“强盗逻辑”。
而奥巴马提名的财长盖特纳在回答参议院质询时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是更加严重的说法。如果美国财政部正式将中国列入“操纵汇率国家”名单，根据美国贸易法的要求，美国财政部就需要和北京就汇率政策进行正式谈判，甚至引发报复性的贸易战。
央行和商务部随后出面反驳盖特纳的说法。央行副行长苏宁说，这是误导对金融危机成因的分析。商务部则说，中国不会依靠人民币贬值来支持出口。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只会助长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对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没有任何帮助。
温家宝也在达沃斯年会的特别致辞中说，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有关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不当、长期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以及忽视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所致。尽管4天之后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温家宝没有更多地谈到这个问题，只是希望这家英国报纸“传递一个信息”，希望和美国“加强合作，共同应付危机”，但达沃斯上的这番话普遍被看作是对美国的不点名的批评。
对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忧心并非空穴来风。奥巴马上台伊始，众议院通过的8190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方案时，加入了“获得政府资金援助的建设项目必须全部使用美国产钢铁产品”等所谓“购买美国货”条款。
财政刺激计划的资金来源完全是本国国民缴纳的税收，但刺激计划中的本国税收会因为国际采购而用于刺激其他国家的生产。这是财政刺激计划往往引起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的根源。
正如中国钢铁企业担心因“购买美国货”失去美国市场一样，渴望从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中获得订单的美国企业担心，“购买美国货”可能引起中国的贸易报复，影响它们在中国的销售业绩。这最终也会影响到美国的就业。
而在参议院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购买美国货”条款加上了“履行WTO框架内的美国义务”等限定语。但美国国内对财政刺激计划应该优先使用本国产品、雇用本国职员的呼声仍不绝于耳。
对美国国会里的贸易保护主义潮流，中国保持了克制和谨慎的观察姿态。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政府仍然在等待奥巴马政府尽早明确国内经济政策和对华关系的框架。温家宝说，“最终起决定作用仍然是美国政府的决策”。
陈志敏说，希拉里将在月底访华期间讨论相关议题，而4月份，胡锦涛和奥巴马在20国集团会议期间的会面，也将有利于中国和奥巴马政府加深了解。陈志敏预计，通过这些接触，奥巴马政府的对华关系框架将逐渐明确。
中国能拯救资本主义吗？
“中国拯救资本主义”出自英国《金融时报》的主编里昂内尔·巴伯之口，但作为一个话题，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流传已久。温家宝对此的回答是：我不这么看。我头脑很清醒。
美国式资本主义在危机中饱受质疑，因为这个原因，新任的美国贸易代表没有去参加达沃斯年会。当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理想的替代方案。“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院院长胡伟教授说，美国在危机中表现出了强大的调整能力。
对中国许多研究者来说，“中国拯救资本主义”仅仅是一个社交场上的小笑话。
胡伟说，中国应该正确地评价自己，不要做暴发户，也不要做既定秩序的挑战者。陈志敏认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中国怎样做才帮助世界走出危机。”
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责任论”的论调之一是中国应该动用外汇储备充实IMF(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中国对此的回复是重申了邓小平的著名观点：“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邓小平生前多次阐述过：如果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邓小平也为中国外交制定的原则——“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胡伟认为，这一原则将继续指导中国的外交。但对何为“有所作为”，会有不同的理解，“中国不能不对其他国家的期待有所回应。”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最主要的任务仍然是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说，国际社会现在对于中国的成就非常认可，但是对于中国的问题和不足之处认识得不够。如何处理国际社会的期望与中国的现实之间的落差，将考验中国的外交智慧。
当然，问题是两方面的。王逸舟说，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还没有做好“有所作为”的思想准备。
中国正在开展“正月外交”。总理温家宝3日从欧洲回到北京，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就于8日访问拉美五国和马耳他，两天后，国家主席胡锦涛将访问沙特和非洲四国。经济危机仍将是这些外交活动的重要主题。这些外交活动将进一步塑造中国在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胡伟说，关键是中国要懂得国际需求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