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撰稿·季天琴（记者） 作为神经外科专家，毛颖的手总是倍受关注，初次见面的“文科傻冒”总喜欢围绕他的手问些极业余的问题。他有一项手术技巧的创新，通俗地被称为“搭桥”——在大脑血流不够的情况下，从外部抽取一根血管，“架”到脑子里，供应脑中的血，然后把发生病变的脑动脉血管处理掉。
听上去原理很简单，实际上很难，因为这对手的稳定性要求实在太高了。“相当于要在头发丝一般细的血管上缝6到8针，把两根血管缝起来，手稍微动一点，影响可能就非常大——血管会爆炸。”42岁的毛颖教授神态自信：微雕在我眼里还真算不上什么。 他的谈吐温和有礼，不经意间也流露出曾经年少轻狂的痕迹。从青年起，毛颖就对挑战充满兴趣，在自己的领域总是追求极致和完美。现在，他擅长脑动脉瘤以及颅底病变的诊治，懂行的人都知道，这在神经外科领域里技术难度是最高的。 大脑之路 除了先天的条件——他那双超稳定的手，在他排列的成功要素之表单上，勤奋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毛颖的母亲是名普外科医生，他因此觉得自己和外科医生这一行当有着天然的联系。他出生在医院，成长在医院，自己的家和病房只有一墙之隔，从小他就喜欢医院的味道，除了医生，他没考虑过其他任何职业。 当他回忆起中学成绩，也有点“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味道，他还记得自己的高考成绩是南京城那年的第十一名。在填高考志愿时，舍不得独生子的父亲以南京为圆点，以沪宁之间的直线距离为半径，要求儿子不得出这个圆圈。毛颖就选了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的医学专业英文班。 1992年，他本科毕业，获得了“施李月卿奖学金”。当时上医大有“荣林氏奖学金”和“施李月卿奖学金”，每年颁发给10个优秀毕业生。那年的颁奖场面让台上台下的人都窃笑不已——因为台上只有他一个男生，其余都是女生。如今当上了主任医师的毛颖现在还认为，女生天生比男生适合做医生，因为“很多东西都要死记硬背”。 奖学金的获得者有个极大的优惠，就是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可以随便挑。他本来对泌尿科感兴趣，肾脏移植让这个科学少年觉得奇妙不已——“那可是换器官呀，太神奇了”，同时又让他感到沮丧，“都能移植了，那还有什么能继续研究的？” 最终，他选了华山医院的神经外科。在当时来说，大脑对人类来说意味着更多的神秘和未知。毛颖对这片灰色领域充满好奇，他更认定，这些未知和神秘则意味着更多的探索空间。 周良辅教授看中了他。在神经外科的江湖话语体系中，周良辅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神经外科素来是“北天坛，南华山”——前者是北京的天坛医院，周教授是“南华山”掌门人。毛颖这样来形容自己的恩师：他就像一座遥远的高山，我只敢站在远方看。因此，当高山主动向他招手时，他激动坏了。 他跟随周教授读硕士、博士。1997年毛颖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进行脑缺血的研究，每天要拿一二十个小白鼠做实验，做实验对这个外科医生来说很轻松，因为他动手能力很强——模型做起来又快又准，权威刊物《Molecular Brain Research》还将他的部分结果作为封面刊出。出国前，科里担心他滞留国外，“有损国格、人格”，没想到这个临床医师做完课题提前回来了。 脑内战争 对毛颖来说，周良辅教授更像一个父亲，教会自己在医学道路上一步步行走。刚开始，他只能在助手镜里观察周教授怎么做手术，后来，周教授看着他做，不对的地方自己操刀示范：应该这么做。 从1999年起，在周良辅教授的指导下，毛颖开始了脑动脉瘤超早期手术的临床工作。脑动脉瘤是一种血管病，相当于中风，来势汹汹且病情凶险——死亡率和残疾率都极高，需要紧急治疗，但在急性期治疗难度极大。因此，一般等病人情况稳定后进行，不过，很多病人在等待过程中就被“自然淘汰”了。 因为动脉瘤当天就可能破裂，所以都是急诊。动脉血管内压力很大，一旦破裂，血液会涌出手术野，因此需要快速的应变能力和高超的手术技巧。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最早开设了脑动脉瘤的绿色通道——工作的特殊性在于病人的发病没有规律性，因此，无论是数九寒天还是烈日炎炎，毛颖经常在深更半夜被叫起。 在神经外科里，提到颅底手术，一般的反应就是：非常难。人的大脑是个球状，但是很多毛病不是长在脑子的里面，而是长在脑子的底面——大脑之下，眼睛之上。这种手术的尴尬在于下面进不去，上面的大脑又不可能端开了来看。既要找到进入颅底的路径，又不能伤到脑子、眼睛，前期的大量侦查、勘探，手术中的精确制导，这是一场艰难的战争。 1998年，毛颖赴日本大阪，师从国际著名颅底外科专家白马明教授进修颅底解剖。白马明教授必将在医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他发现了海绵窦里的以他命名的“白马明三角”，这是进入颅底的快捷道路。海绵窦在眼睛里，里面布满血管，手术中不小心就会踩到地雷。 这种手术需要不断的练习和解剖——毛颖已经不记得自己和多少具尸体头颅打过交道了。白天，他是个临床医师，晚上，他一个人关在实验室，和一具福尔马林浸泡的头颅标本打交道，福尔马林味道很大，他常常被刺激得双眼泪流。他反问：听起来是不是挺恐怖的？ 医者风范 对于医生常常面临的红包问题，毛颖比较“高调”的回答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保持党性；比较低调的说法是，作为医生，他见惯了人生无常，“很多东西没法解释”，因此要心存敬畏。“与人为善的事，你不能收红包”，他在科里明确规定：谁也不能干那事。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和病人聊天也是一件具有科研意义的事。通过和病人的沟通，他发现了家族性脑干海绵状血管瘤——就是一家人都得了这种脑血管瘤，血液化验后，是基因发生了变异。这种案例以前只发生在白种人身上，在黄种人世界里还是首次发现。这篇论文在世界神经外科大会上作了大会发言，并发表于《Neurosurgery》。 2004年，他在首届中国中青年神经外科医师论坛获优秀论文一等奖，并在次年成为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 2005年，毛颖再次赴美国进修，这是一次通往“圣殿”的道路——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神经外科。1846年，William Morton在波士顿麻省总医院公开表演乙醚麻醉，开启了外科的新纪元。当年的那间麻醉室仍在，每周毛颖还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病理讨论，这时常让他有种时空变幻的错觉。在哈佛期间，他每天早晨５点出门，赶波士顿的地铁，每晚六七点才下班，过着典型的住院医生的生活。他热爱他的职业，但是当被问到当医生累不累时，他由衷地回答：累。这个男人唯一深情的时刻是提到他的女儿——女儿总是见不着他。 如今他种种荣誉加身，他曾两次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了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种最高奖项：卫生部中青年突出贡献奖，中国医药学界非官方最高奖——吴阶平医学研究奖，上海市青年医师的最高荣誉——“银蛇奖”……2000年，他获得上海市卫生局“医苑新星”称号，并在2004年终期评审中获得第一名，该项计划旨在培养上海市医学界的后备力量。2005年，38岁的毛颖入选了上海“医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培养者。他也是唯一从“医苑新星”计划直接进入“领军人才”团队的青年医学专家。 对于这些奖项，他带着点既有所谓也无所谓的态度，有所谓的是，它是自己奋斗足迹的证明。无所谓的是，他并不满足于成为优秀“开刀匠”，若干年前，一个长辈教育他：要成为医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