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3天后5月2日的苏富比春拍上，虎首的底价升至320万港元，易苏昊同样代表保利竞拍，以1400万港币胜出。易苏昊回忆说：“当时的心理压力实在是太重了……毕竟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各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有人甚至还提出反对。但当时既然决定让我来做这件事，我就只有一个念头，把它拿回北京，拿回故乡，别的都是次要的。当保利公司最终将它们拍回时，整个竞拍现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许多人眼里含着泪花，连在场的外国人也站起来鼓掌。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完满的结局。”
三件兽首铜像最后的成交价共3300万港币。易苏昊也不止一次地被记者追问，当时是否不管价位多高，都志在必得？他说，当时还是有一个心理价位的，用超过底价一至两倍来拍得，对一个真正的收藏家来说，是很正常的。更何况，“这表现了一种中国人抢救中国文化的决心”。易苏昊反问：“中国人民的情结难道能用钱来衡量吗？”在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副主任赵榆看来，2000年首批三件兽首回归有其特殊性，“其‘身价’还包含了爱国的感情价值”，“从文物本身的角度看，这个价格已经到了上限”。 可到了2007年，圆明园马首出现在10月9日的苏富比秋拍时，估价已经高达6000万元。在各方抗议和斡旋下，这次马首终于没有出现在拍卖场上，因为9月19日，何鸿燊以6910万港元的成交价购回马首铜像，并捐赠给国家。而现在，鼠首和兔首的估价，在皮埃尔·贝杰的个人拍卖行和佳士得的共同运作下，再创新高，分别为800万至1000万欧元。对于这个离谱的价格，赵榆认为“兽首的价格应回归文物本身的价值”，“应根据它的历史、科技及艺术价值衡量它的经济价值”。可在精明的拍卖场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对于海外流失文物的重视，文物背后蕴涵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显然已经成为各种竞价把戏求之不得的操控砝码。 一波三折的变局
鼠首和兔首的露面，重新点燃了刘洋的激情。当他的诉讼想法再次被媒体传播后，意外地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法国华侨的电话，对他表示钦佩和支持，并建议他组一个律师团。“这个想法一下子点拨了我。”刘洋觉得，其实当他走出第一步之后，慢慢地就开始有各种力量汇拢过来，推着他往前继续走。 刘洋通过博客发表了他热情洋溢的起诉书，希望组建律师团队。他也很期待地每天去查看点击率，当点击率到了2万的时候，终于出现了第一名主动和他联系的律师。接了一些电话之后，刘洋突然意识到自己还可以主动出击，于是又自己在网上搜索寻找伙伴。他有一个写得密密麻麻的小通讯本，上面也有不少被划掉的电话，那些都是拒绝的。被拒绝多了，刘洋也慢慢找到了规律，“如果一接电话就表示原意参与的，基本都没问题，而那些表示要考虑，让我先寄材料的，多半没戏”。就这样，在2009年1月1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这个通过网络和电话组建的律师团队成员已经超过60名。 牛宪锋一直关注着刘洋的行动，海外文物追索的圈子其实不大，在民间组织方面，目前只有中华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专项基金会。牛宪锋当然知道刘洋，也认同他的热情，只是回到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两人还是分歧严重，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牛宪锋觉得，有一个原意扛起大旗的人总是好事，先把舆论声势造出来再说，这样才可能争取更多的谈判空间。1月17日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牛宪锋也去了，同去的还有圆明园管理处的几名工作人员。可是热情洋溢的只有刘洋一个人，牛宪锋和基金会的同事还是觉得心里没底。牛宪锋也发现刘洋面临着和洛阳龙门石窟诉讼一样的问题——缺少合适的原告。
这个刘洋也知道，他试图说服圆明园管理处，但对方也给了明确答复，“自己级别太低，不能做主”，建议他找国家文物局批示。他希望基金会能出面，但却又无法从法律的技术层面说服牛宪锋和他的同事。这场新闻发布会，其实开得也让他有些憋气。他甚至觉得，有些人是故意来给他拆台的。但不管情绪如何，原告问题必须解决。新闻发布会后他也有一些意外收获，有一些社团组织主动跟他联系，但并不算合适，其中有一个就是在香港注册的“全球爱新觉罗家族宗亲会”，现任会长叫州迪，持香港身份证，目前定居广州。
州迪在2005年的时候也曾经是个新闻人物，因为他经常以黄袍马褂长辫的扮相出现在广州街头，言谈举止都异于常人。他自称是多尔衮的后裔，甚至还在“春运”高峰的时候跑到广州火车站办公室静坐，要求以皇室的身份获得车票。虽然他的身份受到了广泛质疑，但他高调坚持可以比对DNA，只是没有人能找出多尔衮的DNA来和他一辨真伪。特立独行的州迪在电话中向刘洋承诺，如果能追索回来国宝，一定捐献给国家。州迪的出现并没有让刘洋格外欣喜，他觉得这个社团作为原告，还是有些牵强。只好在1月23日的时候，又通过博客在网上发文章，寻找原告。可他的热情还是无法打动心目中理想的原告主体。时间一天天过去，刘洋终于还是绷不住了。大年初三，刘洋在从新疆返回北京的列车上终于下定决心，给州迪打电话愿意接受他的授权，让他成为这场诉讼的原告。至于州迪，虽然经历了等待，热情倒也没有受挫，还是欣然答应。 文物诉讼其实是个复杂的事情，走一步看一步的刘洋也越来越发现了这一点，他的团队中出现了一些更专业的人员，有留学法国的律师，也有在法国的访问学者，为他提供了语言和资讯上的更多帮助。比如留学法国的律师告诉他，如果外国人想在法国打民事官司，必须视立案标的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以2亿元计算，两件兽首的保证金就是40万元，而这不过是以后必须陆续支出的庞大费用中的一笔。说起来刘洋自己也有些唏嘘，他觉得自己做律师这么多年，也算有些傲气，没这么求过人，四处告借。2月1日，他通过快递拿到了州迪的委托书，但钱还没有着落。刘洋苦笑：“在40万元来之前，我其实非常愤怒，那时候就有新闻说我们会草草收场，网友跟帖说我们炒作，我们炒作什么了？律师团那么多人，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出现过。” 最后还是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朋友给他提供了40万元。2月9日，在给佳士得和皮埃尔·贝杰发去了律师函后，刘洋意外地发现，团队中的公关顾问擅自把给对方撤拍的最后时限改成了3天。这让他有些担心，前期的很多准备工作其实并没有完全到位。意外的是，2月11日上午，也是约定采访的这天早上，刘洋突然接到了电话，有朋友告诉他，海外媒体已经发布了消息，说佳士得迫于中国舆论的压力，决定将两件兽首撤拍，改成私下交易，待价而沽。这电话让刘洋很兴奋，他觉得舆论攻势和自己的律师函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他也欣喜地不断在电话中转告其他的朋友，那的确是一种真诚的和物质无关的理想主义的喜悦。 可事情急转直下，2月13日，佳士得向求证的各媒体发布声明，撤拍属于不实传闻。而藏品主人皮埃尔·贝杰始终没有正面应对公众。刘洋的情绪当然被极大地拨动了，作为律师，他很清楚，没有稳赢的官司，但如此努力把事情推向法律层面，他希望至少可以做到一点，就是阻止兽首拍卖。在这一点上，研究者们都与他持相同观点，海外流失文物的公开拍卖，等于二次掠夺。牛宪锋和基金会的同事也在这一点上与刘洋达成一致，“一定要反对拍卖”，“先阻止拍卖，至于回归的方式，可以再从长计议”。 刘洋打算亲自飞赴法国，使馆方面也与他取得了联系，可临时却发现护照已经过期两个月，只好买了2月15日晚上回海南的机票，赶着去处理护照问题。但法国方面愿意参与这场公益诉讼的执业律师已经出现，据说将在2月16日在法国提交诉状，申请禁制令。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刘洋说，他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法律的困惑 已经出现的7件兽首铜像中，除去鼠首和兔首，目前唯一没有拍卖公司介入，而是以公益方式回归的只有猪首铜像。2003年初，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在美国寻访到猪首铜像的下落。经过努力争取，美国收藏家同意将猪首铜像转让给该专项基金。牛宪锋记得，在2000年3件兽首就已经拍出了3300万港元之后，兽首的估价已经大大提升，但经过他们的斡旋和运作，猪首回归是一件非常成功的事情，“总共才花了85万美元，不到600万港元”。这笔钱同样来自何鸿燊。 这些圆明园兽首也被视为中国文物流失的一个缩影——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劫掠、盗凿、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这些流失文物大多数散落民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则是另一个数字：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 海外流失文物被更具体的界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因为战争、劫掠、盗凿等各种原因流失海外的文物。我国追讨海外流失的文物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叫回购，就是自己花钱买回来；第二种是回赠，就是爱国人士花钱买回来再赠送给国家，但花的也算是自家人的钱；第三种就是通过外交或者民间组织的沟通协调，把文物给要回来。但是要实现这三条都非常难，因为这些文物数量庞大，如果仅仅依靠回购，需要的是不可想象的庞大资金，至于回赠，也是可遇不可求。所以牛宪锋和基金会的同事们也考虑过通过法律追索的方式。 既然选择打官司，单凭爱国热情和一腔热血当然不够。遗憾的是，尽管文物追索几年前就引起各方关注，却一直没有人列出跨国法律追索的有效途径，甚至很少有人据此发表学术文章。事实上，通过诉讼跨国追索文物，在法学领域也是一个边缘议题。在国内，法学学科一向以部门法为界，如民法、刑法、行政法，很少有人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而跨国提起文物诉讼，却涉及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文物保护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多个领域。一般说，国际法学者多只熟悉国际公约或国际组织，很少有人精通国内法上的诉讼技巧。国际公约固然可以作为参考依据，但真要打起官司，靠的还是各国国内法。至于民法学者，他们的研究领域也是各有侧重，即便有人熟悉在国内怎么打官司，但一旦出国诉讼，涉及的多是其他国家的法律，如果是在英美国家，连打官司都会是与国内完全迥异的一套程序。因此，尽管有人解读了国际法上的文物保护公约，有人提到了民法上的善意取得或诉讼时效，但到底该由谁作为原告起诉，事先如何进行财产或证据保全，原告如何举证，判决后如何执行，这些问题始终没有人认真研究过，或者给出一个权威合理的结论。 牛宪锋说，基金会也通过自己的法律顾问和国外的专业律师接触过，发现文物官司很难打，“法律技术层面的问题解决不了”，最后也就只能观望。可刘洋刚好相反，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坚持一步步走下去，法律技术层面的问题总可以慢慢解决，而如果不做，只是空对空的讨论，只会全部都自我消解了。不过刘洋自己也承认，进入这个领域后，才深刻感受到“法律上的相关研究几乎是空白”。但不管怎样，在混乱和焦灼中，虽然他的律师函除了激情之外并不能从专业角度得到更多的认同，但刘洋始终没有放弃法律这条需要有人尝试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