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水漂的扶贫款
距离北京120多公里的河北易县,只在1994年争取到了一次国家级贫困县的名号,时任副县长耿元成告诉本刊记者,“那一年的各项政策都要优惠得多”。只是这种级别评定有太多微妙因素,1994年也成为易县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其余时间它都是省级贫困县。 耿元成从1989年至1998年间任副县长,扶贫一直是困惑他的难题。在他记忆里,“易县每年都能从国家获得上千万元的扶贫贴息贷款”。贴息贷款的申请通常都是“县里先找到扶贫项目,然后逐层上报到市里和省里,等一层层批下来,才能拿到钱”,因为“那时候政府的扶贫思路,是扶植龙头企业,以企业发展带动农户致富”。可耿元成很快就发现,这种模式在易县并不成功。上世纪90年代正赶上中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变,县里扶植的那些龙头企业并不具备应对市场波动的能力,大笔的扶贫款贷出去,结果反而是,“企业破产,农户受损,资金泡汤”。 “最典型的就是1991、1992年的养兔子。”72岁的耿元成至今仍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县里贷款扶植的龙头企业都是收购兔子做分类加工的”,构想看起来很美好,农户养殖、企业收购,共同获利,“可等到村民们花费了大量成本真的把兔子养起来,市场风向变了,兔肉价格下跌,结果农户的兔子没人要了,企业也宣布破产”。易县的许多农户都在这股养兔风里受损,真正赚到钱的反而是那些“趁着养兔热高价炒卖兔种的人”。可后来的扶贫款又陆续投向“小尾寒羊”等不同的项目,结果“并不比养兔子好多少”。 至少从政策层面,易县的领导班子也找不到新的指引,“上面会压任务下来,让县里扶植新的龙头企业”。时任易县民政局扶贫办副主任周学仁记得,当时河北省提出的口号是“四个一”:“一家一亩水浇田,一头大牲口,一亩果园,解决一个劳动力。”建立民政经济实体,“用能人建企业,解决贫困户进厂务工”成为一种风潮。单单是易县民政局就成立了四五个企业,“工艺柳编厂、纸箱厂、印刷厂、鞋厂等等”,可这些企业“在两年之内就垮掉了”,就算有企业撑了下来,“解决劳动力”的想法“也只是天真的一厢情愿,农村来的人实际上还是会受排挤”。在这一轮轮的调整和尝试中,农户们的境遇雪上加霜,打了水漂的扶贫贷款也没办法收回。耿元成记得,为了收回贷款,农业银行在易县采取过一次强硬举措,将部分扶贫贴息款从上级财政中直接扣除,“结果易县的日子变得更难过”。 耿元成和周学仁身处其中的感叹,与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的研究一致。作为扶贫领域的研究专家,杜晓山将扶贫面临的难题总结为三个方面:“贷款贷到穷人难,扶贫贷款的回收难,运作贷款的机构自立或者可持续发展难。”他在研究中发现,国家贴息扶贫贷款始终伴随着权力寻租,“大量扶贫资金,尤其是扶贫贷款,很难到达穷人的手里”,“要不然是被挪用的、截流的,要不然是被富人、有权势的人拿走了”。贷款给项目和企业能人的扶贫模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伴生问题,“或者是项目有问题,或者是企业有意造假,农户并不能得到实惠”,实际上“帮助的还是富人”。而且“扶贫贷款成了唐僧肉,谁看见都想咬一口”,“贴息贷款不管钱到了谁手里,最终还贷率都很低很低,根本收不回来”。不仅如此,“放贷款的机构、人,或者是银行,都有理由说因为这是给穷人的,因此要国家给补贴才能生存”。扶贫因此也成为一种悖论,一边是国家政策层面良好的意愿和每年大笔下拨的扶贫款项,一边是贫穷农户依旧贫困的现实。如何寻找一种可行的路径,搭建起一个能让扶贫款项直接“从中央到农户”的有效操作平台,无论是对杜晓山这样的研究者还是对耿元成这样的实践者来说,都是最迫切的现实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