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撰文/夏邦 编辑/罗勒 摄影/刘志坚
不知有多少人知道周有光先生，但他做过的事，每个解放以后念过书的人却都曾亲身体验。因为周先生是我们日常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的最初起草人之一。他的“担儿挑”，也就是他夫人张允和的妹夫，也是位名人——作家沈从文先生。周、沈两位先生的夫人，再加上她们的另两位姊妹，合称“合肥四姊妹”。叶圣陶曾用一句话评价过这四姊妹，“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周有光先生最初学的是经济，认为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出路在经济建设，出国深造后在银行工作，绝对的中产阶级，生活相当舒适。1955年，周先生49岁的时候，因为国家需要，毅然从经济领域转行到了语言学研究。他认为，不论搞经济还是搞语言，都是为国家。以知天命的岁数转行，十分罕见，其间跨度之大，难以想象，但周先生还是转了，而且成了专家。一个这样的百岁老人会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崔永元在“小崔说事”中采访过周老先生，但他问出来的和我们下面看到的不大相同。 庙在古代是社交场所
现代人喜欢去庙里烧香拜佛，求保佑求平安，庙里因此显得十分庄严。在周有光先生的回忆中，庙却有另一番功用。周先生说，庙在古代时其实就是旅馆，比如《西厢记》，张生和崔莺莺都住在庙里，两个人的感情也是在庙里产生并发展的。庙不单是谈恋爱的地方，还是看戏和社交的场所。佛教能兴旺，是因为它和社会结合起来了。周先生和张女士那时也在寺庙里谈过恋爱，杭州最出名的是灵隐寺，他们当然也去过那儿。有一天两人去灵隐寺玩，边走边聊。因为那时礼教森严，男女不能手拉手，两人之间的距离差不多有一尺。正因为此，所以就能看见身后有个和尚一直在跟着他们，听他们讲话。两个人走累了，坐下休息，和尚也坐下来，继续听。听了半天，和尚终于插了句话，是个问句，问的什么呢？指着张女士问周先生，“这个外国人来中国几年了？”周先生说，大概因为张女士鼻子比较高，所以和尚就把她当成外国人了。周先生顺水推舟开了个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感叹，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躺着听音乐会 改革开放让越来越多的舶来品进入中国，音乐会就是其中之一。在国内听音乐会虽然也要求正装，但一直没国外那么严，必须要穿晚礼服、西装什么的。看八十年代的电影电视，那时候的正装也就是中山服，夏天穿个白衬衫，散在裤子外面，不扎起来，有时候衬衫还是半袖的，就算比较正式了。过了公元2000年，随着全中国与世界的接轨越来越紧密，听音乐会穿正装这事也比以前国际化了。“三高”来北京，在午门献歌的时候，我就亲眼见过许多穿礼服、扎腰封的男士，绅士派头十足。 周先生与张女士谈恋爱的时候也去听过音乐会。周先生喜欢西洋音乐，但张女士喜欢中国古代音乐，尤其爱昆曲。谈恋爱的时候周先生大概不知道张先生这个爱好，所以在1927年或者1928年的夏天请张女士去上海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地点在法国花园。那服务，出人意料的舒服，舒服到什么程度呢？一人一个躺椅，躺着听。这和我曾经的愿望很接近，我就希望什么时候能在电影院躺着看电影，没想到早在80多年前就有人这么干过了。张女士本来对西洋音乐就不大感兴趣，再加上有这么一个舒适的环境，结果听着听着，睡着了。尽管两个人的喜好不同，但是结婚以后，周先生听西洋音乐的时候张女士会跟着去，张女士听中国音乐的时候周先生也会陪着，琴瑟相和，实在让人羡慕得很。 一万年一次 文革期间，周先生被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遇到过一件有趣的事。林彪飞机失事的时候，周先生他们被通知早上五点钟去开会。干校没有礼堂，就在空地上开。周先生看见天气很好，估计中午的时候会热，而那时候开会一开就是大半天，所以戴了顶大草帽，没想到后来派上用场了。上午大概九十点钟的时候，天上忽然飞来很多大雁，用周先生的话说，“铺天盖地”。飞到头顶上空的时候，带头的大雁忽然一声怪叫，然后，所有大雁就跟接到命令似的，开始噼里啪啦往下拉大便。周先生因为戴了顶大草帽，遮住了头和身上，所以只粘了一点儿大便，大部分人可没他那么幸运，弄得满身都是。大雁的大便是特别不好洗的。不过他们说，这种情况大概一万年才能遇到一次，所以要算是一次很有趣的遭遇。 不是健康书 周先生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和忧郁症，他和张女士结婚的时候，家里人偷偷找人给他们算过命，算命先生说这两人活不过三十五，结果呢？张女士九十三岁驾鹤西游，周先生现在已经一百零二岁。无论如何，人能活到一百岁都是件值得庆贺的事。很多人也都希望从这些长寿者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人都一样，虽然都明白“人生自古谁无死”，可谁也不想死，都盼自己长生不老。尽管周先生在书中也谈了一些长寿之道，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个体性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很多东西是不能复制的，所以，还是把周先生的传当作历史来看吧，很多历史中的知识一样能让人长寿，而且平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周有光口述 李怀宇撰写 出版日期：2008-5 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