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堰张湾:一个和谐拆迁的样本



 

 

 

 

 

 

 

  文/胡文鹏

  “到我家坐坐吧!”主人家张萍热情地邀请。步上三楼,张萍打开房门,将几双拖鞋放在门口,顺手打开饮水机,又从茶几上拿起香烟分发。随后,几杯冒着清香的绿茶,被端了上来。张萍忙碌的身后,是一台42英寸的新彩电。

  看着张萍家上下4层,每层120平方米的新楼房,记者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三年前,张萍与她的乡亲们,大部分还住在典型的乡村土坯房中,房内昏暗、凌乱、拥挤。而今,在浙江路拆迁户集中安置点,80多户拆迁户均建起了4层小楼。张萍感叹道:“这真是我们几辈子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浙江路改造,是2005年湖北省十堰市政府向市民承诺的“十件实事”之一。浙江路从汉江路街道办事处七里垭村穿越。这一市政建设引发的拆迁,打破了该村100多户村民的生活节奏。拆迁过程中,虽然有摩擦,有坎坷,但幸运的是,这一涉及100多户村民的拆迁,没有陷入暴力和强制的怪圈。当地干部与群众一道,创造了一个典型、生动、真实的农村拆迁样本。

  从“防民知道”到“助民知晓”

  2005年5月,十堰市张湾区汉江路街道办事处的20多名干部,临时组成了浙江路拆迁小组,进驻七里垭村。有村民半开玩笑:“拆迁对于七里垭的老百姓,是大姑娘坐轿!”对于拆迁干部来说,拆迁也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于是,拆迁初期的碰撞便不可避免。

  时至今日,街办干部阮义军还清楚记得“红头文件”和“黑头文件”事件。那是2005年6月,七里垭村涉及浙江路拆迁的100多户村民,一户一册,无一例外地收到了《浙江路开发建设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安置方案》。100多份材料,每份材料都有十几页,因部分材料是复印件,其文件抬头自然是黑色字体。对于街办干部来说,复印是一种节约。然而,这个小小的细节,却激起了拆迁户的不满和质疑。

  一个说法以惊人的速度传开:红头文件与黑头文件内容不一致,黑头文件降低了补偿标准,删除了有利拆迁户的内容。时任汉江路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的鲁斌说:“现在想起来,我们无意之间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引发了村民的怀疑。”“红”与“黑”之争,只是一个引子。鲁斌和他的同事开始意识到,拆迁户对拆迁政策的知晓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拆迁的进度。于是,一系列“助民知晓”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展开。

  从2005年6月起,在张湾区建设局、区政府和十堰市政府先后召开三次拆迁标准讨论会。10多位拆迁户代表,参与了全部会议。村民在会上提出的意见,被总结为“要确保拆迁户拆迁后盖得起房,生活不低于现有标准及有一定的生活保障”三原则,写入了拆迁方案。

  2006年3月,一辆旅游大巴上,20多名村民代表激动而忐忑。拆迁组组长、街办党委副书记杨长春邀请村民代表考察附近区县拆迁标准。村民代表来到白浪开发区、柏林镇的拆迁现场,同那里的拆迁户进行交谈。最终,代表们得出了一致结论:浙江路拆迁补偿标准,是附近区县中最高的。

  此外,拆迁工作组还聘请村民代表为“特约观察员”,亲临每户的实物丈量现场。在观看丈量全过程后,一名观察员说道:“这就像在咱们老百姓心里,装了一个百瓦灯泡一样,亮堂堂的。”

  从“与民争利”到“为民争利”

  浙江路拆迁所涉及的劳动力安置补偿共有800多万元,这个香饽饽竟引来了七里垭村的“移民潮”。因为劳动力安置补偿,被多数人误解为是按户口分配。于是,许多之前将户口移出的村民,现在又想尽办法,将户口从城市移回农村。从2005年初到2006年4月,仅七里垭村一组的户口数,就由141个蹿升到了189个。有村、组干部见利起心,打起了户口移入的主意。每迁入一个户口,收费1000元。与此同时,拆迁户家庭中有在外就读的学生,却因户口已迁入学校所在地,眼见着无法参与分配。

 十堰张湾:一个和谐拆迁的样本
  拆迁户开始愤怒。幸好,街办干部及时发现,并将所收费用全额退回。拆迁工作组为此专门召开群众大会,并向拆迁户承诺:劳动力安置补偿方案,只有经过拆迁户多数表决通过,才为合法。听到这里,拆迁户躁动不安的情绪才开始缓和。

  拆迁中,更多的是拆迁干部为拆迁户争取利益最大化。有的干部帮拆迁户租过渡房,有的送拆迁户去医院看病,拆迁干部陈星甚至还帮助拆迁户迁坟。

  村上的五保户贺开芝,长期卧病在床。在她家拆迁那天,区、街办、村干部一起发力,从民政上给予了1500元搬家费,又从村上照顾500元。负责包户的拆迁干部王晓榜,则一大清早忍着胃痛,主动为贺开芝家做饭,招待前来帮忙的乡亲。这件事情过去很久,贺开芝还时常向人提及。

  拆迁干部的真诚付出,得到了回报。当时的拆迁组组长杨长春,现在回到安置点,群众老远见到他就打起招呼:“杨书记,到咱家坐坐啊。”

  “这份感情,千金不换!”杨长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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