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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文鹏
“到我家坐坐吧！”主人家张萍热情地邀请。步上三楼，张萍打开房门，将几双拖鞋放在门口，顺手打开饮水机，又从茶几上拿起香烟分发。随后，几杯冒着清香的绿茶，被端了上来。张萍忙碌的身后，是一台42英寸的新彩电。 看着张萍家上下4层，每层120平方米的新楼房，记者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三年前，张萍与她的乡亲们，大部分还住在典型的乡村土坯房中，房内昏暗、凌乱、拥挤。而今，在浙江路拆迁户集中安置点，80多户拆迁户均建起了4层小楼。张萍感叹道：“这真是我们几辈子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浙江路改造，是2005年湖北省十堰市政府向市民承诺的“十件实事”之一。浙江路从汉江路街道办事处七里垭村穿越。这一市政建设引发的拆迁，打破了该村100多户村民的生活节奏。拆迁过程中，虽然有摩擦，有坎坷，但幸运的是，这一涉及100多户村民的拆迁，没有陷入暴力和强制的怪圈。当地干部与群众一道，创造了一个典型、生动、真实的农村拆迁样本。 从“防民知道”到“助民知晓” 2005年5月，十堰市张湾区汉江路街道办事处的20多名干部，临时组成了浙江路拆迁小组，进驻七里垭村。有村民半开玩笑：“拆迁对于七里垭的老百姓，是大姑娘坐轿！”对于拆迁干部来说，拆迁也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于是，拆迁初期的碰撞便不可避免。 时至今日，街办干部阮义军还清楚记得“红头文件”和“黑头文件”事件。那是2005年6月，七里垭村涉及浙江路拆迁的100多户村民，一户一册，无一例外地收到了《浙江路开发建设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安置方案》。100多份材料，每份材料都有十几页，因部分材料是复印件，其文件抬头自然是黑色字体。对于街办干部来说，复印是一种节约。然而，这个小小的细节，却激起了拆迁户的不满和质疑。 一个说法以惊人的速度传开：红头文件与黑头文件内容不一致，黑头文件降低了补偿标准，删除了有利拆迁户的内容。时任汉江路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的鲁斌说：“现在想起来，我们无意之间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引发了村民的怀疑。”“红”与“黑”之争，只是一个引子。鲁斌和他的同事开始意识到，拆迁户对拆迁政策的知晓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拆迁的进度。于是，一系列“助民知晓”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展开。 从2005年6月起，在张湾区建设局、区政府和十堰市政府先后召开三次拆迁标准讨论会。10多位拆迁户代表，参与了全部会议。村民在会上提出的意见，被总结为“要确保拆迁户拆迁后盖得起房，生活不低于现有标准及有一定的生活保障”三原则，写入了拆迁方案。 2006年3月，一辆旅游大巴上，20多名村民代表激动而忐忑。拆迁组组长、街办党委副书记杨长春邀请村民代表考察附近区县拆迁标准。村民代表来到白浪开发区、柏林镇的拆迁现场，同那里的拆迁户进行交谈。最终，代表们得出了一致结论：浙江路拆迁补偿标准，是附近区县中最高的。 此外，拆迁工作组还聘请村民代表为“特约观察员”，亲临每户的实物丈量现场。在观看丈量全过程后，一名观察员说道：“这就像在咱们老百姓心里，装了一个百瓦灯泡一样，亮堂堂的。” 从“与民争利”到“为民争利” 浙江路拆迁所涉及的劳动力安置补偿共有800多万元，这个香饽饽竟引来了七里垭村的“移民潮”。因为劳动力安置补偿，被多数人误解为是按户口分配。于是，许多之前将户口移出的村民，现在又想尽办法，将户口从城市移回农村。从2005年初到2006年4月，仅七里垭村一组的户口数，就由141个蹿升到了189个。有村、组干部见利起心，打起了户口移入的主意。每迁入一个户口，收费1000元。与此同时，拆迁户家庭中有在外就读的学生，却因户口已迁入学校所在地，眼见着无法参与分配。
拆迁户开始愤怒。幸好，街办干部及时发现，并将所收费用全额退回。拆迁工作组为此专门召开群众大会，并向拆迁户承诺：劳动力安置补偿方案，只有经过拆迁户多数表决通过，才为合法。听到这里，拆迁户躁动不安的情绪才开始缓和。 拆迁中，更多的是拆迁干部为拆迁户争取利益最大化。有的干部帮拆迁户租过渡房，有的送拆迁户去医院看病，拆迁干部陈星甚至还帮助拆迁户迁坟。 村上的五保户贺开芝，长期卧病在床。在她家拆迁那天，区、街办、村干部一起发力，从民政上给予了1500元搬家费，又从村上照顾500元。负责包户的拆迁干部王晓榜，则一大清早忍着胃痛，主动为贺开芝家做饭，招待前来帮忙的乡亲。这件事情过去很久，贺开芝还时常向人提及。 拆迁干部的真诚付出，得到了回报。当时的拆迁组组长杨长春，现在回到安置点，群众老远见到他就打起招呼：“杨书记，到咱家坐坐啊。” “这份感情，千金不换！”杨长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