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先说他的“狂”，从大前研一的言行就可以窥见一斑。身为日本人，他偏要声明：“我的户籍是世界，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只是恰巧住在日本罢了”。在西方人眼里甚至在中国人眼里，日本人通常都是含蓄内敛的。同日本人打交道，那种鞠躬、“哈咿”、不厌其烦的礼节，会使豪放不羁的人也不得不摒声静气。然而，大前研一的张扬粗犷和口无遮拦，却真正是日本人中间的“另类”，令见惯了世面的西方人也瞠目结舌。英国的《金融时报》这样描述大前研一：“坦率无忌型名人非常稀缺的国度里的一个名人。当绝大部分日本人还在小心翼翼不敢冒犯别人时，大前研一却是生硬率直，有时还单刀直入般地粗鲁。” 再说他的“才”，从大前研一的跳槽经历就可以一览无遗。他本来是搞核物理工程的，是再典型不过的工科专业人士。然而，他似乎在什么地方都要显露一手。他有可能觉得当工程师是一种屈才，所以，只要他感兴趣的事，他都要试一试。例如，他开过公司，当过总经理；风风火火地到处演说，干过形形色色的顾问，还试图推进日本的社会改革，最后成了著作等身的普及作家。在管理咨询业，他似乎先是去当票友，结果一去就做出了大名堂。不过，好像管理学家的头衔还不够，他还想当单簧管演奏家和摩托车骑手，还想竞选东京都知事，还想当政治家……没有什么是他不想干的，工、商、政、学他都掺和过，而且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引人注目。在他离开麦肯锡公司时，获得了这样的告别辞：“一位伟大的咨询师，一位魅力四射的演说家，一位丰富多产的作家，一位音乐家和一名摩托车手（最后一项的成就不明显）。” 看大前研一开摩托车的经历，使人不禁联想到中国的“狂生”韩寒。当然，两人的业绩不可同日而语，但两人的神韵却如此相像，都擅长张扬自己的才气。在专业造诣上和世界声望上，韩寒是不能望大前之项背的，然而，在开摩托车兜风上，大前却远远比不上韩寒。看大前研一的演讲风格，则会又使人联想到郎咸平，在一定意义上，大前研一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报告，搅起的旋风，同郎咸平不相上下。如果撇开年龄、国籍、思想等方面的差异，这几位在性格上是如此相像。藐视一切、天马行空、纵横捭阖、舍我其谁的言行和神态，几乎如出一辙。 在众多令人炫目的头衔中，大前研一最副盛名的称谓还是管理学家。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最成功的管理时尚制造者。那些热衷于排行榜的好事者，把他排列到“国际级管理大师”的前十名，而且是这个排行榜中惟一的亚洲人。英国《金融时报》称大前是“日本惟一成功的管理大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声称：“当代世界的思想家，美国有彼得·德鲁克、汤姆·彼得斯，亚洲有大前研一，欧洲大陆则没有与之匹敌的思想家。”尽管大前研一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再染指企业战略了，但他掀起的日本战略管理时尚，为他赢得了“日本战略之父”的美名。
大前研一是怎样“横空出世”的？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思想造诣？这位曾经给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当过顾问的名人，到底是绝顶高人还是浪得虚名？让我们先从他的经历说起。 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1943年出生于日本的福冈。少年时期，他就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超人天分。从小学到中学，他都是逃学大王，但却养成了晚上通宵读书的习惯。如果去上学，大前总是向老师提问题。而且他的问题，总是有点刁钻古怪，不太循规蹈矩。据他自己回忆，有一次在课堂上讲到了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大前研一就给老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哥伦布明明是意大利人，为什么偏偏要从西班牙起航呢？”结果问得老师也有些不知所措。老师回答不上来，使大前更讨厌课堂，但也促使着大前自己去图书馆里找答案。这种找答案的过程，使他获得了更多的未知知识。查阅资料，使大前知道了当时的西班牙人不愿意自己承担航海风险，所以，从西班牙起锚的那些航海家多数不是本国人。不仅哥伦布是热那亚人，而且麦哲伦也是葡萄牙人。但是，这些外国人，除了最早开辟新航线的达伽马是母国葡萄牙资助进行航海外，其他航海家都是为西班牙干活。他们为什么不在自己国家开始航海而要跑到西班牙来呢？因为西班牙国王能够提供资助。像哥伦布，就是法国、英国都不愿意资助才来到西班牙的。而西班牙国王愿意掏钱，不是乐善好施，而是因为按启航前的约定，航海发现的财富一律归西班牙所有。这样不断追问，不断推论，使还是中学生的大前研一明白了利益驱动整个世界。所以，一路翘课的大前，高中毕业成绩却名列榜首。后来，这种思考方式一直被他延续了下来。 千万不要把大前研一看作书呆子，到了高中，他更讨厌学校的权威，反对老师，但是对自己不认同的事情究根问底的态度却越来越强烈。他反感学校的僵化和课程的无聊，但对自己迷上的事情会爱不释手，全力投入。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是他在中小学的最大收获。对于大前的这种性格，大前研一的姐姐大前伶子在《不爱上学》一书中有很精到的描写。大前研一在课外活动中付出的精力，远比课堂学习多得多。在中学时，他就参加了合唱团，学会了单簧管，参加了军乐队。到了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按他的本意，是想报考音乐学院的，只是由于父亲的反对而作罢。然后，擅长文科的大前研一本来打算报考文科较强的东京大学。但是，恰好当时有一个同学邀他一起报考早稻田大学，于是，大前研一就以“陪考”的方式，试图做一次报考东京大学前的试验，结果却顺利通过了考试，进入了那所没有围墙的早稻田大学，开始学习石油化工。但当他得知核能发电的效率远远高于火力发电后，就毫不犹豫转到核工业方向，学习还有几分神秘的原子能工程。本科毕业后，他又相继获得了东京工业大学的原子能工学硕士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原子能工学博士学位。就这样，他的学术功底，建立在原子反应堆的设计上。 在早稻田和东京工业大学研究原子能时，大前仍然像在中小学那样，不上课而去打工。但只要去上课，就会不停的提问，甚至在自己完全没兴趣的课程上，也是如此，提问更多，总要弄清为什么。只要是自己不明白的问题，不论什么他都不放过，除非能有说服他的答案，否则绝不罢休。他的这个特点，使日本大学里那些谦谦君子状的教授，不得不放下身段尽力对付，说出“大前总是坐在最前面不断发问，逼得我都不好意思不继续努力了”。正是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使他后来一举成名。日后他在麦肯锡的一位同事总结大前研一的成功诀窍时说：“他对一切事情都产生质疑，他总是不停地问‘为什么’”。但这并不耽误他参加大学的管弦乐团，而正是这种音乐天赋，使他练出了在交响乐中辨别某个小提琴微小错误的能力。他对制式教育的反抗，培养出了他的反思和自学能力，这恰恰成为他后来成功的起点。 1970年，大前研一在麻省理工学成回国，进入日立制作所（Hitachi）担任核能开发部的工程师，一心想设计出日本人自己搞的反应堆。但是不久，他就发现自己不是当工程师的材料，根本没办法融入这个公司，更不可能循规蹈矩地从事技术工作。他批评日立公司“固步自封”，甚至声称自己是“被关在名叫日立的监狱里”。尤其是当日立公司决定采用通用电气（GE）的反应堆设计后，彻底粉碎了大前的梦想。于是，两年后，29岁的大前弃工从商，进入麦肯锡（McKinsey）咨询公司日本分公司。 在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工作，是大前研一进入管理学界的起点。他没有读过商学院，1972年进入麦肯锡以前，他对管理几乎一无所知，误以为麦肯锡是工程咨询公司。知道了麦肯锡的经营咨询性质后，他又觉得可能同工程咨询差不多。作为一个对企业经营百分之百的门外汉，他连相关术语也不清楚。所以，大前曾经被他的美籍主管J. Abby讥笑为“公牛身上的乳房”（tits in the bull），也就是完全没用的多余者。然而，他的主管和同事低估了这位才子的快速适应能力，短短一年间，大前就对企业管理有了无数新想法，形成了大量的的研究笔记。后来，这些研究笔记整理出版，变成了为他获取盛名的《战略家的思想》一书。这本书的走红，大大提高了麦肯锡在日本的知名度，也创立了大前在麦肯锡无可争议的“首席”地位。就在大前进入麦肯锡的第三年，他成为全球拥有客户最多、最忙碌的管理顾问之一，郭士纳、韦尔奇以及日本的许多知名企业CEO都成了他的座上客，而他本人也成为麦肯锡咨询费最高的王牌顾问。他曾经有过一日收费达到150万日元的记录，这在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是破天荒的。对此，大前毫不谦让，而是非常自豪地声称：“麦肯锡是最昂贵的咨询公司，我是麦肯锡里面最昂贵的咨询顾问，所以依次类推，我是全世界最昂贵的咨询顾问”。1979年，大前研一升任麦肯锡日本分公司的总经理，1981年，又担任了麦肯锡总公司的董事及亚太分公司的总经理。 大前在麦肯锡时，一如既往地展开他的独特思考。据他自己说，他的创意有许多产生于上下班途中。他在每天上下班时，需要搭乘横滨到东京的列车28分钟。在乘车时，他会把每一站看到的广告假定为他的咨询对象，然后思考怎样提供咨询。比如，看到了一则番茄酱的广告，他就假设自己要去为食品公司的主管作咨询，接着就会思考该用什么信息、设定什么目标、采取什么方式来完成这一咨询任务。一开始是全程考虑一个课题，后来就变成每过一站考虑一个课题，在下一站看到新的广告，马上转入新的思考。如此日复一日，他培养出了一个车站接一个车站更换主题的快速思考能力。用这种方式，大前不断训练自己的思维逻辑，他曾说：“要训练出对顾客提出的问题，马上能在脑子里分析，找出答案的迅速反应能力。” 像大前研一这样的人，永远会求新，不可能停留在以往成功的领域内沾沾自喜。1992年，大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社会和政治方面，创立了关注社会和政治的市民团体“平成维新之会”（平成是日本现任天皇明仁的年号，从1989年开始），致力于推动日本的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1993年，他又创立了“一新塾”，这是一所目标定位在培养未来政治领袖的学校，大前自己担任学校主管。随着他的兴趣转移，企业咨询已经不再能引起他的兴奋，他跃跃欲试，准备跨入政坛，弃商从政。1995年，50岁出头的大前毅然离开了麦肯锡，去竞选当年的东京都知事（市长）。他希望用自己的想法来改革日本现有的沉闷的政治体系。但是，政府不同于企业，在这一领域，他遇到了挑战。在拥挤的东京，大前以摩托车穿梭代步，了解市政，与市民恳谈。有一天不知怎的，突然从摩托车上摔下来，据说这个车祸让他瘸了好一阵子。他进入政界的努力也像这次车祸那样，让他摔了下来，东京知事竞选最终失利。竞选结果是，踌躇满志的大前研一，败给了以幽默见长的搞笑艺人青岛幸男，后者的得票是前者的四倍。对此，大前研一归咎于日本人的保守和惧怕变革。他回忆说：“因为我太直率了，提供了我所有的分析，告诉他们所有我想做的事情，结果吓坏了很多人。”但他的竞争对手不这样看，按照青岛幸男的说法，他比大前更适合政界。比如，在竞选中青岛曾经撞翻了桌子，但青岛马上就说，就是推翻桌子，他也比大前翻得漂亮。事实好像更接近于青岛的说法，大前的愤世嫉俗和激进改革想法使选民敬而远之。东京都知事竞选失败，使他不得不放弃从政的念头，开始弃政从学。 1996年，在政坛受挫的大前研一，掉过头来冲向学界，成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客座教授。但他又不满足仅仅做个“教书匠”，1998年，大前研一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策学院共同成立了大前协会（Ohmae & Associates）咨询公司，并担任董事。同时，他还创立了以培养企业家为目的的创业者养成学校（Attacker Business School），亲自担任校长。而且在中国他也要插一手，2002年起，他担任了天津市和辽宁省的政府经济顾问。 大前研一就是这样由工到商、由商到政、由政到学，不断“跳槽”。在穿梭于经营咨询界、政界、学界的过程中，他成为时事评论的高手和图书写作的快手。他是《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哈佛商业评论》、《华盛顿邮报》等报刊的长期撰稿人，同时，也是一个高产作家。从1972年起，大前每年要出版好几本书。他的著作数量，恐怕除了他本人谁也说不清。在不同时期，介绍他的文章说到他的著作数量时，分别有70本、100本、140本书之多。他的著作，涉猎的题材范围广泛，从战略管理、工作方法、区域经济到个人成长等，属于那种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类型。在大前自己的网站上（http://www.kohmae.com），仅仅著作介绍一项，就达117种之多，其中经营管理和金融类59种，社会和政治类36种，教育和其他类22种。 在大前的著作中，《战略家的思想》是他的成名之作，这本书为他日后被称为“战略先生”、“策略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大前开始关注全球化问题。他所写的《无国界的世界》里指出了整个世界构成了“互相间关联的经济”，阐述了他的全球化战略观。在《看不见的新大陆》一书中，大前认为知识经济就如同一个看不见的新大陆，到处都充满了希望和机会，但同时也充满竞争与挑战。在《全球舞台大未来》一书中，大前则为政府、企业和个人如何应对和适应这一全球大舞台提供了一些中肯的意见与可用的策略。 大前研一的个人兴趣也几乎是“全能”的。他热爱潜水、滑雪、山地摩托车和单簧管。其中，他的器乐演奏水平可以举办音乐会。他还精通服装设计，并热爱航海。正是生活中的多姿多彩，成就了他事业上的多姿多彩。 表面上求新善变的大前研一，骨子里却有着一种顽强的坚持。大前自己强调，无论写文章、作报告，还是当顾问、办学校，他的本质工作始终如一，这就是“改革”。他把自己的所有工作和所有事务，都形容为跳“恰恰恰”（Cha, Cha, Cha）。这就是鼓励大家去改变，去挑战现状。他的“恰恰恰”，是指改变心态（Change）、掌握机会（Chance）、挑战现状(Challenge)。对他来说，成败固然重要，但那种实现追求的过程中“过把瘾就死”的刺激，可能比成败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