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给记者的印象中，张洪峰是一位勇者。在向世界大公司维权的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勇气，而这种勇敢的另一面，映照出的恰是维权的风险和艰难。他认识一个维权者，就为了一台问题汽车，维权六年，妻离子散，沦为了乞丐。一般的维权者，往往因为没有时间和精力，就选择和厂家妥协，有的甚至是被威胁而放弃权利。 张洪峰的勇敢还因为他不满足于自己的权益得到维护，当他发现了一个产业中所隐藏的黑幕，他没有因私利而放弃为所有消费者维权。2007年“3·15”前夕，张洪峰来到北京揭露LG的行径，从首都机场赶往市区的路上，接到自称是LG总部郑女士的两次电话，最后将价码提高到10万元请他就此罢手。张洪峰不为所动，坚持让对方公布真相并书面道歉。 一次空调维权事件，把张洪峰“逼上梁山”，自此走上公益维权之路，至今动力不减。他说：“因为我的维权，导致一个翻新的产业链消失了，自己感觉很快乐；当一个人的力量经过努力，导致一个黑暗的产业或者质量问题被发现、被重视、被改正的时候，我个人感觉其价值已经超出自己所承受的东西。” 正是这种带有公益性的民间维权，在企业和监管部门之外，形成了净化市场环境的“第三方力量”。张洪峰今年正在运作的“博客3·15”公益活动，与其以往的维权经历是一脉相承的。他在博客中公布了自己的联系方式，接受所有消费者的投诉，经过核实生产许可证号、相关产品送质检机构检测等程序，现在已发布了近20种违规或不合格产品的名单，其中两个产品已有回馈信息和解决方案。 记者问起张洪峰以后的维权打算，他说正想扩大自己这“第三方力量”呢。现在主要是他一人在工作之余忙公益维权的事情，其他的志愿者也没有太多时间。今后他打算筹备成立一个工作室或者民间机构，工作经费主要可以来自举报奖励和企业赔偿，这些钱将完全用在产品送检等公益之途。 从张洪峰筹备“博客3·15”之初，赢得了很多网友的支持，也不断遭受各种质疑和猜测。令张洪峰等公益维权人士更感到无助的是，他们尚未得到行政职能部门的积极配合。他在核实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之后，发给各地相关职能部门的举报信，大都石沉大海。如果让民间力量成为比行政部门还要积极的维权“生力军”，那是不太正常的。 同时现阶段我国消费维权方面的法律也显得有些软弱无力。对这些不利的环境因素，张洪峰感触良多，“维权的环境非常不理想，主流社会对消费者维权支持太少，特别是现在的法律对于维权近似一种‘不保护’。比如我们买了个问题产品，法律规定最多也就双倍赔偿，但买的东西只有几块钱，却花了几百元和大量的时间去维权，那点赔偿无济于事。如果消费者要求得到更多，比如精神损害赔偿，法律不支持，社会也不支持，好像消费者错了，不该要求厂家更多。问题是厂家有恃无恐，更多人的利益还是在被损害，因为利益的驱动，又没有惩罚，这样的侵权就无法遏制。” 尽管面临如此种种的难处，张洪峰们这些民间的维权人士依然在孤军奋战独力前行。如果我们的法律和职能部门能够给他们一个支点，消费者维权的各方力量能够形成合力顺畅运行，那么我国的消费环境与市场秩序都会在短时期内得到极大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将会得以大幅提升。（实习记者 潘凤亮） 蒋卫锁：揭开行业潜规则成本高昂 41岁的蒋卫锁，风尘仆仆，略显疲惫，记者在北京的一家小宾馆里采访他时，他不时地眯起眼睛抽烟。就在前两天，他刚参加了奶产品行业的一个博览会。 蒋卫锁的“中国乳业打假第一人”身份一直备受争议。2006年他发起的西部乳业万里行把他推上风口浪尖，为他收获了巨大的荣誉，也惹发了不少质疑。有人说，蒋卫锁更多地是出于个人的利益，也有人说，他在毁掉中国乳业。他对此辩解说，大多数维权者最初的出发点都是出于个人利益，但是“当站出来后，才发现自己成了受害者的代言人，代表的是一个利益群体”。他说的利益群体，指的是奶农。 现实是，蒋卫锁并没有毁掉中国乳业，但两年后的“三聚氰胺风波”却让中国乳业整体陷入低谷，最终奶源的质量问题还是成了中国乳业的阿喀琉斯之踵。“最痛苦的就是付出了太多，但收效甚微。”面对中国乳业的现状，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
2003年的时候蒋卫锁头上已有一连串的光环：杨凌示范区“十杰青年”、“陕西省农村优秀人才”、“优秀党员”、“农民增收致富带头人”、“中国杰出青年农民奖”等等。2004年他的企业年产值更是高达近2000万元，他坦言，那时“挣了几百万”。而后来乳业内部的无序竞争和假奶的泛滥让他损失惨重，也让周围的奶农损失惨重。蒋卫锁曾经做出如下举动：他经营的奶站0.8元购进原奶，0.7元卖给企业喷制奶粉。这是2005年，当时为了让奶农减少损失，蒋卫锁一天就赔几千元钱。“好奶卖不出去，假奶大行其道。”他认为这对西部奶农的增产增收以及西部地区农村的稳定造成的破坏力“将不可估量”。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蒋卫锁痛下决心：实地调查中国西部乳业发展的真实状况，为西部弱势奶农呼喊，为西部乳业探寻发展之路。于是，2006年，一支久经筹划的由农民企业家、农业专家、新闻记者组成的“中国西部乳业万里行”新闻采访团就此诞生，蒋卫锁出任团长。 蒋卫锁形容自己当年的西部乳业万里行是“抱着棺材走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人买他的人头。因为他站到了“另一个利益群体的对立面上”，打破了潜规则。漠视、流言、恐吓、家庭矛盾……让他身心俱疲。很多人都不理解他，活动过程中，有的企业婉言回绝，说负责人不在，搪塞了事；有的则直接闭门谢客；有的虽表面热情，却惟恐记者拉赞助或搞新闻曝光；政府官员也热情、冷漠不一，有的甚至直言不讳地问：你们到底想干啥？ “乳业很不和谐，其实我就想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诊断、治疗中国乳业的顽疾。”蒋卫锁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 蒋卫锁说，他能顶住压力没有退缩，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在支持他，那就是业界的有识之士和广大的奶农。那时每到一处，热情好客的奶农都把他们团团围住，反映问题，透露乳业内部的一些暗箱操作行为，甚至把一些掺杂使假的照片制作成光盘偷偷送给他们…… 真正令他尴尬的是资金上的压力。活动之初，蒋卫锁把苦心经营多年的“水碧园”酒家以15万元的价格卖掉，作为西部乳业万里行的启动资金。但即便如此，在活动即将结束时还是经费告急，缺口5000元左右。现在看来，也许5000元算不了什么，但当时从新疆返回，3000公里的路途要走3天。路费再加上10多人的食宿，让蒋卫锁很是尴尬。最后他们只好省吃俭用，住最便宜的招待所，吃最便宜的饭菜，每个人都想方设法凑钱……而最让蒋卫锁后怕的是，当他们返回途中经过哈密时，依维柯车子的两个前轮发生异常，司机下车一看，两个前轮箍像火球一样通红，差点就发生车毁人亡的惨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