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打假维权成本太高，这是最困难的地方。”蒋卫锁感叹，他呼吁人人打假，但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反过来个体的力量毕竟有限，仅靠少数人也不行，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是一对矛盾。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无假可打。“但只要有假冒伪劣，我就会一直打下去，我今生和乳业绑到一起了。” 首先是农民，然后是商人，最后是打假维权者。蒋卫锁对自己生活中的角色这样定位排序。“我和王海不一样，他打假能赚到钱，我没赚过一分钱。”蒋卫锁说，最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之后，尊重他的人多了。 蒋卫锁随身带着两包以他名字为品牌的羊奶粉。他现在经营着十来家蒋卫锁乳品连锁店，奶源来自于他手里的十几个奶牛小区，十几个奶站，由专人监控质量，加工环节交给他信任的企业。他认为，“主要也还是资金不足”，目前能努力做的就是以个人品牌为赌注，把“蒋卫锁”牌乳品连锁专卖店开展起来，以实际行动振兴中国乳业。（实习记者 宿希强） 黄静：惩罚性赔偿离光明还有多远 2009年3月5日，距离消费者权益保护日进入倒计时之际，华硕案的女主角黄静再次站在了众多媒体面前。 此前，黄静的代理人周成宇向各家媒体发布消息称，3月5日上午10时，黄静到检察院领取完国家赔偿金后，将在距离检察院100米左右的北京龙都宾馆一层召开记者沟通会，届时黄静本人会将这笔赔偿金全部捐献给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5日早上9点，周成宇向媒体群发短信，称“因受到不明力量干扰，出现诸多巧合事件形成戏剧性变化”，地点更改为北纬四十度大酒店。 然而就是这样一场普普通通的沟通会，却遭遇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变故”。在沟通会现场，该酒店工作人员不止一次出面阻止见面会召开。当媒体记者就座后，现场突然断电，整个沟通会陷入一定程度的混乱之中，而记者发现整个酒店只有该会议室没有供电。对此，酒店方表示：“我们是开门做生意的，你们的话题太敏感了”，不管是什么活动都不能办下去，损失由酒店赔偿。 其实，在见面会前夕，一系列“怪事”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原定酒店地点的无故变更；原定受捐赠的基金会不接受捐赠；原定帮助周成宇检测涉案电脑的一家IT专业媒体临时提出，因为压力过大，不能提供现场检测；原定于3月5日领取国家赔偿金，因法官身体不适，领取赔偿金的安排延后。 太多的意外事件集中出现在召开记者沟通会的这几天，而这么多偶然集合在一起，似乎也构成了一种必然：在巨大的经济、地位、实力差距面前，普通消费者维权势必还要在黑暗中前行。 黄静与跨国公司华硕的纠葛源于一台普通的笔记本电脑。然而，让黄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行为，却埋下了她10个月牢狱之灾和漫长维权之路的祸端。 一个维护自己权益的普通消费者，甚至在自己的维权官司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因为另一场官司身陷囹圄。10个月的牢狱之灾对黄静这个弱女子来说，经受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打击都是难以估计的。 从华硕案中我们不难发现，消费者同大公司、大企业发生纠纷后，吃亏的往往是消费者一方。在利益关系的驱使下，公司与个别媒体勾结、公司与政府勾结的现象已是屡见不鲜，普通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其维权之路的艰辛可想而知。 2007年11月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对黄静做出不起诉决定。2008年6月16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黄静发出审查刑事赔偿申请书，赔偿请求进入确认程序。在这件事上，法律终于给了黄静一个公道的答复。 然而，黄静与华硕之间原被告角色互换后的新官司，才刚刚拉开帷幕。在这场官司里，官司的一方依然是一个弱女子，官司的另一方依旧是跨国大公司。 其实，回顾过去一些类似的维权案件我们可以看到，普通消费者维权难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除了一些诚信至上的商家能够主动承担消费者的损失外，那些和商家协调未果、最终以法律途径解决的案子，往往都会以消费者的失败而告终。这也就是为什么个别消费者胜诉的案子总能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并被冠以“里程碑意义”的原因了。 “黄静维权案”的最终走向暂时无法判断，当人们都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500万美元的赔款要求是否漫天要价”，我们是否更应该关注如何建立起一条普通消费者维权的康庄大道呢？这条大道应该是公平的、法制的、充满诚信的，能让普通消费者和跨国公司站在一个平等的天平上协商解决问题。 一场黑暗中的新闻发布会，带给了我们太多关于黑暗的思考，伴随这场普通消费者与跨国大公司之间本就不平衡的博弈，关于“势”与“理”的思考也一次又一次冲击着人们的神经，也许我们身边的某个人就是下一个遭遇此类问题的消费者。那么，当我们处在黄静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更加期待能有一个健全的机制，去真正地保护普通消费者的利益呢？但愿明天，普通消费者的维权之路会更加平坦。（本刊记者 李颖）
熊武：公益诉讼急需体制和资金支持 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出门打车成了更多消费者出行的一种选择。但是当消费者面对“空驶费”时，似乎只能是默然应允和无可奈何。 2005年，一位年轻的律师将出租车收取空驶费的“行规”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便是第一位站出来对司空见惯的空驶费说“不”的人——熊武。 据了解，北京市出租车空驶费标准是1988年制定的，当时北京市政管委、市物价局、市财政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调整北京市出租汽车收费标准的通知》，规定出租车超出20公里要加收50%的空驶费。而在1998年，北京市物价局又将空驶费起收的里程缩短到15公里。 面对这份有“深厚”历史背景的“红头文件”，打这场空驶费的官司显然是在质疑北京市相关部门的文件不合法、不合理。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熊武依然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打起了这场“必败无疑”的公益官司，向“空驶费”发起了质疑，从而引发了广大消费者对出租车行业的收费、服务、管理等方面问题的深度思考。 4年前，作为被告的北京金巢出租汽车公司在开庭当日并没有请律师，只有业务经理和车队队长出庭。该出租车公司业务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原告完全找错了对象，我们是按照市政府的有关规定收取空驶费的，我们没有任何过错，如果非要告，他应该告市发改委。他招手了，上我们的车了，就是认可了我们和他之间的营业合同，就认可了空驶费。” 熊武要求出租车公司返还5元空驶费的事件，是一次偶然，也是一场必然。针对这一说法，熊武解释说：“因为这种收费本身就不合理，偶然被我发现，原本它就必然会被百姓所揭穿、指责。官司最终是败诉的，但经媒体的大量报道和公众的讨论，相关主管部门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不合理性，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作为一名法律从业人员，熊武觉得自己有义务对这种“行规”说不，至少失败也是一种启示，让老百姓知道自己的车票钱是怎么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