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仅仅是北京，全国大部分城市都对收取空驶费进行了强制性规定。2005年10月11日，熊武又以特快专递的方式依法向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提出“建议书”。
面对一场受社会关注的公益维权，熊武最大的烦恼来自于出租车公司的不理解。“出租车公司对我意见很大，他们认为政策是物价局制定并发布的，我应该去告物价局，但依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抽象行政行为（物价局对出租车运行价格的规定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立案。这种不合理规定的源头在我国出租车管理体制上，目前，出租车行业还属于垄断行业，出租车公司或多或少和政府部门有些关系，所以要从根本上破除出租车行业的寻租与垄断的体制。”熊武说。 3月9日，记者致电北京某出租公司后得知，目前在北京，消费者乘坐出租车超出15公里后，依然会加收空驶费。 2008年12月21日，铁道部下发《关于调整儿童票身高的通知》。这一政策的出台体现了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对现有的一些公共政策作出了适时调整，赢得了百姓的支持。但在出租车垄断行业，政策上的砝码却严重地在向着出租车公司倾斜，让众多消费者别无选择地为出租车空驶费买单。 目前在我国，消费者面对垄断行业的消费诉讼纠纷普遍存在着起诉难、举证难、鉴定难及诉讼成本大、代价高等困难，对公益诉讼，缺乏相应的制度和资金支持。 法治的进程，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每一位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公民，都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社会公益陈述和辩护，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法制建设。熊武之所以敢于挑战出租车业行规，因为他坚信路是人走出来的，理是人讨出来的。（本刊记者 李颖） 戴元龙：垄断企业公关无处不在 一年一度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经由多年的宣传鼓动，消费者的权利意识日渐深入人心。这种权利意识的觉醒，当然与一批批民间维权斗士、先锋的努力所推动的社会进步分不开。 戴元龙便是一位这样的维权斗士。 2009年3月15日，在中央电视台“3·15”晚会上，戴元龙成为消费维权“全国特别贡献奖”三位候选人之一。 次日，戴元龙来到本刊会客室，对记者畅谈起了维权话题。 一小步成就一大步 消费者的权益没有免费的午餐，权利从来都是争取得来，而这争取的举动，大都始于对不公的义愤而迈出的一小步。 戴元龙笑着打开了话匣子，“第一次维权也是不经意间的行为。”然而这不经意间的一小步，却使得自己一发不可收拾，投身民间维权。随之而来的是电信行业这几年漫游费等资费普降，全国老百姓也都从中得到了实惠。
戴元龙坦言自己出身于农村，毫无背景。1990年7月，戴元龙从宁德财经学校财政专业毕业后，即任莆田公路段办公室主任，1994年起断续地任莆田公路稽征处稽查副科长9年，之后任某公路通行费征管站副站长5年，2008年又回到稽征处担任稽查副科长。 2002年，戴元龙起诉电信公司，索要固话市内话费清单，一审胜诉。此为同类案件国内首例胜诉。然而垄断行业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计。 “从话费清单，到来电显示费用，再到漫游费，乃至月租费，电信行业的好多资费标准都是没有合法依据的。”他说。 “接受党的教育多年，为人民服务是我维权的原动力。”对于底层生活身受心知的他说。 在天性良知的驱使下，也在舆论的推动下，戴元龙走向了本职工作之余维权的漫漫长路。
维权不能太“较真”
电信行业这些年的进步，与戴元龙、王海这样一批维权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正是他们这种权利意识的张扬，体现出了权利对权力的驯服。 不过戴元龙还是有点“异类”。“我跟其他维权人物不一样的，”戴元龙说，“其他维权人物多是去跟一些超市、个体老板等的侵权行为叫板，而我挑战的是电信、银行、供电等垄断行业及相关企业的乱收费问题，多起诉讼是全国首例。” 戴元龙说，“挑战这些垄断行业的企业，维护权益，心态要平和，不能太严肃，更不能太较真。” “当初我第一次在莆田状告移动公司胜诉时，本地报纸也做了采访，可是后来稿件不明就里地在上版的头天晚上被撤掉了，这些垄断企业的公关手段像一只无形的手，是无处不在的。”戴元龙嘿嘿一乐，“不过电信行业好多问题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也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所难以避免的。好多现存问题的解决也不能一蹴而就。所以维权要依法维权，理性维权，要保证社会和谐。” 和垄断企业相比，自身力量是相当单薄的，戴元龙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达成社会互动，从而调动政府这个“裁判者”的积极性，共同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剑指医院停车场乱收费 近些年，医药医疗方面的问题已经成为消费者投诉的重点和热点。可能大家还没意识到，国有医院停车场的收费也未必合法。戴元龙通过本刊表示，2009年他维权剑指国有医院停车场乱收费问题。 他说：“目前，大部分省地市的直属医院都是国家划拨土地兴建的，土地都归国家所有。然而相关医院设立的停车场并未取得政府相关部门的规划许可，也没有相关停车场运营的营业执照，而收取的停车场费用没有上缴有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这笔费用现在是‘下落不明’。” “前阵子我去医院看病，把车停在了某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指示牌说不能停车，结果就诊完毕发现车没了！找了半天，后来才知晓是被医院的保安挪到了门诊大楼前的停车场。没有政府相关部门的许可，这个停车场根本没有收费权，至于移动权，那就更没有了。”戴元龙说，“停车场给我开具了自制的收据，不是正规的票据，也没给我税务部门的正规发票。对此我已经在当地工商部门进行了投诉。” 戴元龙说，这类现象在全国各地的国有医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是我今年维权的重点。”他笑眯眯地说。（实习记者 惠吉华） 邱宝昌：现实维权环境仍需净化 赵玲，一位正值花季的美丽少女，在青春浪漫的年代里却遭遇到了谁也意想不到的厄运。那是2000年5月，她刚刚参加完高考，一心想报考警校，但眼睛有些近视的她很担心不符合录取条件。恰巧牡丹江机车厂医院在她学校门口散发“OK镜近视疗法”广告，声称“成功率95％以上”。赵玲动心了，家里为她花2800元钱到该医院配了一副OK镜。她按医院操作说明配戴过几次后，视力不仅没有恢复，反而感到眼睛疼。配戴几个月后，赵玲右眼感染了绿脓杆菌。在医生的全力救治下，赵玲的右眼保住了，却落下了虹膜囊肿、眼角膜白斑等后遗症，右眼失去了视力。为了给女儿讨个说法，赵玲的母亲郑丽华将牡丹江机车厂医院告上法庭。但医院说，此案是医疗纠纷，应通过医疗事故鉴定确定责任。 一个偶然的机会，郑丽华通过中消协认识了邱宝昌律师。邱宝昌仔细分析后认为，这个医疗诉讼的难度很大，做鉴定确定医院责任有很大风险，但在当时医疗纠纷不做鉴定就可能承担败诉的后果。他断定：“此案是医疗器械不合格造成的，应该属于产品质量纠纷。”医疗纠纷中涉及产品质量问题？这是当时很少有人想过的。一审的结果应验了邱宝昌的判断，由于不同意做医疗事故鉴定，法院判赵玲败诉。出于信任，赵玲和母亲请邱宝昌做代理人提起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