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曾培炎前副总理挂帅的高级别智库出台,智库中因为有大量的前任高级官员任职而被媒体称为我国最高级别的智库,但这个说法一出台立即就引起了争议。有肯定者,也有怀疑者。在我看来肯定与怀疑均有一定价值。站在肯定的角度来说,高级别前任官员本身了解内情,对于说明与深化某些政策问题是很有帮助的,人们一再发现的很多高级官员在任不说实话退任时候说实话的现象部分地就证明了这一点;官员一旦立场调整,则有可能站在新的角度提供出某些建设性的意见,不在其位还谋其政的时候,可能比外行谋政还能到位一些,这个在转任人大政协成员的前任官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表现;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前任高级官员领衔的策划与建议,比较容易提供给决策者,甚至可以“直达天听”。这个利益纷争的世代,多一点站在不是直接论证领导意图的差异化思路总是有益的。事实上,在全世界的著名智库中,前任高管参与与领导的比比皆是,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智库不算例外。
但是高级官员担纲的智库的高明将是有限的,因为其一所谓高级智库是以前任官员的级别与他们研究的主题(尤其是过去高官们主管的领域)而定的,而不是以在研究方法论、研究模式的突破性来定义的,从本质来说,官员化的思维模式是差异不大的,写出来的二手官样文章的可能性也很大;其二国际智库中虽有很多前任高官,但他们多担任利用政治影响游说的角色,而研究则依然以各类研究专才为主,研究专才还应体现出在专长与能力上的特异性、反映能力与辩护能力,目前的所谓高级智库在高级研究人才方面的情况还不明了;其三智库需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应该表现在不是直接从政府财政那拨款,而应该去与其他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以竞争性的方式去竞标课题,靠竞争性方式募集来的经费作为其生存基础,政府部门的研究经费不是不可以拿,而是要靠方案之长去拿,否则它在根本上与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类官方智库的功能就会逐渐一致。
有一种典型的智库使用方式是,有关决策部门或者单位有需要咨询的事项,公开招标,不同的智库不论身份均可参与竞标,有些重大的公共决策可以由官方直属智库(部委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国务院研究室等)、官方背景智库(社会科学院与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类智库)、国际独立智库与民间智库同事平行研究,以获得角度有异的多方案论证,从而最终在决策时候有充分的参考而提高决策优化的可能性。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高级智库是不是高明,而在于使用智库的方法是不是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