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20 世纪80 年代曾爆发了两次危机。第一场危机涉及美国的储蓄贷款机构，在发放了一系列缺乏足够理由的不动产贷款之后，它们在随后10 年里遭遇了极为不利的利率调整政策，美联储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异常严厉的货币政策，迫使短期利率（即储蓄机构吸收存款的利率）大幅上调并超过长期利率水平（借款人支付的贷款利息）。第二场危机为1987 年的全球股市暴跌，尽管人们认为这场危机极端严重，但它的经济影响似乎可以忽略不计，因而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似乎成为了整个20 世纪80 年代的主角。1982 年，墨西哥对800 万美元外债（大多是对美国银行的贷款）停止偿付利息及本金，由此触发了规模异常浩大的债务危机。
在这场危机的背景里，我们可以看到似曾相识的“老朋友”，譬如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以及过分负债，尤其是短期负债过度膨胀。1979—1981 年期间，石油价格高速飞涨，而后，美国又在20 世纪80 年代为遏制通货膨胀而大幅上调短期利率，一场金融危机已经不可避免。1983 年，负债总额接近2 500 亿美元的27 个国家已计划重组其外债或已开始重组外债。在拉丁美洲，占据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75% 的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等16 个国家不得不进行外债重组。事实证明，日本股市崩溃给日本带来的破坏力远远超过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它引发了一场延续20 多年的经济衰退。1992 年爆发的欧洲汇率机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简称ERM。——译者注）危机同样属于地区性事件。欧洲汇率机制是一个维护单一货币体系的长期性策略，欧洲汇率机制危机促使各国将彼此间汇率固定在特定水平，如果不对不可持续的高汇率实施惩罚，这一特定水平的固定汇率就不可能长期维持。为此，英国不得不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从此之后，英国再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加入单一货币体系。这场危机并没有阻止欧元的出现，而只是推迟了它的诞生。20 世纪90 年代初，房地产价格暴跌以及这个行业的过度投机风险动摇了斯堪的纳维亚银行体系。同样的情况也出现于英国，只不过没有让银行系统陷入危机。与此同时，阿根廷、巴西及部分东欧国家的银行系统始终麻烦不断。1997— 1998 年，泰铢贬值拉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货币危机序幕。仅仅在两个月之后，这场危机就蔓延到了马来西亚和韩国，随即很快席卷整个亚洲。此时，美国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已倒闭，俄罗斯也开始对主权债务出现违约。1998 年，美联储开始从全球性角度应对这场危机，事实证明，在危机即将扩散之时，这样的举措对于缓解金融危机至关重要。事实上，美联储已成为一家全球中央银行，不仅需要按照本地需求、美国的就业和通货膨胀情况，还要根据全球金融的状况，适时调整全球经济的流动性状况及世界利率的总体水平。但这里的问题是，美联储只有一种运营模式，即放松信贷政策以缓燃眉之急，而不是以先发制人的方式阻止危机爆发。实际上，中央银行完全可以在不同节点扭转或是延缓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信贷周期。例如，1996 年12 月，就在美国及全球股票价格的持续上涨已经让人们有所警觉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企业协会发表了一场名为《民主社会中央银行的挑战》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怎么会知道非理性繁荣到底会在什么时候不恰当地加剧资产泡沫，哪些资产会像10 年前的日本那样陷入长期颓势，我们应该怎样把这些评估结果纳入货币政策呢？”在随后的10 年里，这些问题始终烦扰着格林斯潘，直至退休，甚至在他离开自己的美联储办公室之后，格林斯潘依旧为此感到头疼。格林斯潘及其西方同行们始终拒绝承认，中央银行有责任干预信贷泡沫和资产泡沫的滋生和膨胀。但这在当时还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利率本身是一种极其笨重的货币政策工具，举个例子，如果以提高利率来抑制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还有可能殃及尚未陷入非理性繁荣的中小企业和其他很多借款人。不过，中央银行还可以动用其他货币工具，包括提高股票交易的保证金要求，增加对银行的资本金、流动性及准备金率等要求。他们也可以敦促政府以法律手段加强对借贷活动的控制力。尽管有如此之多的工具可以选择，但这些工具又需要更为严厉的监管，因此，把它们束之高阁显然令人遗憾。金融全球化的文化以及市场之上的思想植根于十几年之前，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得到突出体现。1999 年2 月15 日，美国《时代周刊》在头版的照片人物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财政部长罗伯特8226;鲁宾（Robert Rubin）及其助理拉里8226;萨默斯（Larry Summers，现任奥巴马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报道的主标题是《美联储将出手救市》，副标题则是《三位市场中人阻止全球经济崩溃的内幕——就在眼前》。这就是人们当时对这三位经济领军人物的确切感受，但只有这才能说明一切，最后几个字显然是这段历史中最重要的总结，只是眼前，而不代表未来。总之，格林斯潘、鲁宾和萨默斯已成为10 年前柏林墙倒塌时的胜利象征。他们完全可以凭阻止亚洲金融危机登陆美国及次年的华尔街和俄罗斯危机的功臣而自居。他们对强调市场智慧和自由放任的全球金融一体化模式坚信不疑。信息通讯技术的革命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强烈预期共同造就了经济形势一片乐观和成功这一似乎无处不在的大背景，而对一系列金融危机的成功应对，也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信心。2005 年，格林斯潘深入研究了所谓“利率谜题”的本质。所谓“利率谜题”，是指在美联储提高利率时，市场的长期利率却没有出现预期的上涨。新兴国家外汇储备在长期的政府及准政府债券投资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也就是在同年，他的重要部下及继任者伯南克在弗吉尼亚经济学会发表的演说也提到了全球储蓄过度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过度储蓄及其对全球贸易失衡的重要影响以及美国的长期低利率。格林斯潘、伯南克和其他中央银行官员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全球失衡带来的金融错位问题以及美国和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其中各自扮演的角色。但他们一致认为，这只是一个通过逐渐调整即可解决的长期性问题，换句话说，与其说这是潜在的危机，还不如说是好奇心使然罢了。没有任何一个当权者认识到，全球的金融与贸易结构已病入膏肓，而很多人也同样没有意识到，华盛顿、伦敦和欧洲国家政府发起的政策措施实际是在加剧这场大病。因为我们现在都很清楚，破裂于2007—2008 年的全球金融业和信贷体系泡沫，正是源于他们对金融自由化的坚信不疑以及1997— 1998 年亚洲危机的震动。政策制定者信仰的是权力和全球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创新效应，但他们却未能认识到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策略发生180 度大转弯所带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