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人民海军司令员吴胜利近日明确表示，中国人民海军要履行的使命，是进一步加强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多样化军事行动能力建设，逐步构建起与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和发展利益要求相适应的海上防卫体系，在维护世界海洋和平的舞台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此时，即将迎来建军60周年的人民海军两支现代化作战舰艇的编队刚相会于亚丁湾，执行维护区域和平的护航任务。中国海军已经初步实现了多年来驶向蓝色文明的梦想，具备了走向远洋的能力。
这个蓝色文明理想，某种意义，是对600年前郑和下西洋所要打通的世界和谐通道的承袭。在郑和之前，茫茫大洋对中国而言，甚至是一种类似长城的地理屏障，它在心理上隔绝了一切海外威胁。郑和率领他的船队走进海洋，驰向远海，是大明帝国主动走向世界的一种姿态；带去丝绸、瓷器，带去“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礼仪；救济穷苦、化解恩怨，寄望海路为和平贸易之坦途，寄望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强弱亲疏互惠互利，和睦共处。
郑和当年没有以一国强势，带去任何意识形态。在他开始下西洋百年之后，葡萄牙人领先，西洋传教士纷纷东来，带来科学技术，也带来了自以为是的意识形态。随后，一批又一批探险家，开始了他们对本不设防的中国潜存悠久的文物的掠夺。
从明王朝到清王朝，正逐渐走向衰亡的封建帝国，自然无力再承载大唐盛世中华文明之容量，郑和远航由此也就成为这个伟大封建古国对外展示的最后一次辉煌。郑和下西洋后不到250年，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中国国土于是产生前所未有之危机，国家安全的自信心顿失。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后，封疆大吏们曾展开了对海疆战略的大讨论，封建帝国的衰弱精英如林则徐、魏源等提出，“海防以御外洋堵海口为要策”，“以守为战”的防御政策和“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的海防对策。此后，李鸿章对海洋的认识也从单纯的防御发展到“必能战而后能防”，“军事唯有不能战而能守者”的主动防御思想。中国人的海洋意识至此才开始觉醒，但由于封建帝制的腐朽，海防经费被一次次挪用于园林扩建，少数海洋先驱者无法，也无能力组织起一支强大的海军。
于是，海上侵略使中国人面临了上千年来从未有过的生存威胁——相对于对经济掠夺、对人民的屠杀和对领土的贪婪，这种威胁更试图让中国亡国灭种。
晚清海防的彻底失败，今天公认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国力，而在政治上的彻底腐朽。民国推翻了帝制，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孙中山便主持建立海军部，并在1921年主持拟定的《建国计划》之《国防计划纲目》中，提出“制海权的竞争主要是海军实力的竞争”。民国海军精英们由此从海外吸收了当时最先进的海权思想，制定了庞大完整的海军建设宏图，甚至连航空母舰的建造都在计划之内。但是，虽然孙中山将海军建设列为国防建设之首，动荡分裂的政局与落后的经济能力，却让中国海军和日本海军的实力，比清末出现了更大得多的落差。到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海军已经彻底退入到内河长江，甚至通过凿沉战舰于长江来御敌深入——冷酷的事实教育了国人：落后必然挨打，残破的国力，当然不可能诞生一支强大的军队；而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国土必然被蹂躏，国民必然无尊严而被凌辱。
自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才拥有了一支可信赖、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强大的军队。建国之初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于海洋的经略，从一开始便具有此前从未有过的远见和宏大气魄。人民解放军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当日，中央军委就责成华东野战军，任命张爱萍筹建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前身——华东海军。建国后，为了落实海军建设计划，中央曾将建国初期与苏联谈判中筹措的最大一笔贷款——共3亿美元中的一半拨给海军。但遗憾因朝鲜战争迅速爆发，无奈中只得将其中1.3亿美元经费挪给空军应急。中国人民海军解放台湾的战略任务，随之被搁置，之后因为北方、东北亚的军事威胁，保护陆地本土成为压倒一切的重任，海军只能委屈地以防卫黄色近岸为现实，难以展现其蓝色的威仪。
一国国防之实力总是它的国力之具体体现，没有经济实力，再好的军队难有优良的装备；没有优良装备的军队，也难有一国的真正威仪。
现在回顾邓小平为首的共和国第二代领导人以惊人胆识领导的洞开国门、改革开放30年之意义，不仅是使我们这块以前相对封闭的国土上13亿同胞彻底摆脱了贫困与物质匮乏，不仅是使我们这块幅员辽阔的国土上56个民族都先后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且通过我们自己的诚意，使世界更广泛地走向了我们，我们又更广泛地走向了世界。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世界对中国政治态度的转变，使得30年后，中国开始有条件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全世界已有历史凝注而成的先进经验和落后教训，重新来思考蓝色文明推广之责任。这样的文明意味着将海洋为摇篮，跳出“冷战”、周边军事冲突和全方位军事威胁中思维，来重新思考海军的意义。
军队是国土、国民的卫士。一个国家的军队必须保证国土、国民的绝对安全，为国土、国民安全需要，强盛了的中国应该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拥有足以完成纵深防御体系的强大舰队。在绝对保障国家、国土、国民利益的基础上，我们更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成为世界进步实力的一部分，参与承担捍卫世界和平的责任，打击恐怖主义，打击海盗与跨国犯罪，保护海上运输、海上贸易、渔业生产、海洋开发与利用，参与国际救援，维护和平与正义，保护海洋生态与环境。
100多年前，蓝海居然变成了殖民帝国掠夺海外殖民地财富的天然通途，争夺海权就变成了霸占贸易。当新兴的帝国开始以“争夺生存空间”为由争夺世界时，海洋就成为列强的战场和猎物。美国著名地缘战略学家尼古拉斯·斯派克曼在上世纪上半叶就曾强调：“没有武力支持的政治理想和远见似乎很少有存在的价值，西方民主国家之所以能继续存在和保持，都应归功于自身及其盟国有效地使用武力。”遗憾的是，100多年后，即使“冷战”结束至今，大国海军仍然以威慑海洋、强调霸权为目的，扩建海外军事基地，军事以利益为目标所导致的悲剧仍然越演越烈。而且，随着能源危机的爆发和资源从陆地向海洋拓展，海洋就比陆地有了更多的战争阴影。
由此，我们是否应该面向一个新世纪，重新来思考“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意义？在中国人民海军建军60年之际，重新来思考军舰与海军对国土、对国民，对他国，对他国国民，对我们共同的这个世界，对我们共同这个世界和国民的意义。蓝色本应是一种全世界通过海洋，走向和平、平等、和谐的胸怀，军舰与军队本应守护我们共同家园之安宁——共同面对海洋，共同爱护海洋，共同利用海洋，共同回馈于海洋。
让无垠的海域成为永久宁静的港湾，现在虽然只是一种天真而浪漫的理想，但中国对蓝色文明的向往和追求，确应有更多、更丰富、更真诚的和平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