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风暴中的瞭望者：直击华尔街风暴2》
作为二战后维持国际金融秩序的两大支柱之一，IMF的任务是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贷款，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另一支柱则是世界银行，它为成员国提供长期低利率贷款和援助，以促进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而如今，二者不仅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力日益减少，在亚洲和拉美的公信力也在降低。尤其是最该“救火”的IMF，在此刻却显得如此无力。 事实上，IMF在20世纪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濒临破产边缘时拉了一把，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救助了泰国、印尼、韩国，影响力达到巅峰。然而，所有接受过援助的国家，都因此经历了一番彻骨的疼痛。1998年，时任印尼总统苏哈托在IMF的500亿美元救助方案上签名时，时任IMF总裁康德苏站在他后面，双手交叉俯视的情景，至今让印尼人感到屈辱。当年，印尼按照IMF的要求，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销对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致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勒令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导致失业率骤升，并造成社会动荡；允许包括水利、电信及电力等行业实现私有化，让金融市场大门洞开，使印尼政府失去了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
“接受IMF的援助就等同于国家危机”，《韩国先驱经济报》28日报道称，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接受IMF570亿美元救助，IMF开出的援助条件就是将破产的韩国第一国民银行和汉城银行出售给外国金融机构，韩国人顿时愤怒不已，不少人在街头游行，抗议IMF“居心叵测”，连大厦电梯的开关上都印有IMF的大名，而“关”正是韩国人严重的晦气词。韩国人甚至将与IMF达成协议的12月13日称为“国耻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评论说，“亚洲回想起10年前从IMF受到的侮辱，因此对此次IMF对美英保持沉默的‘偏向行为’感到愤怒。” 阿根廷曾被IMF推崇为“模范国家”，但其2001年出现金融危机时，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是IMF提议的紧缩财政预算和将重要资源开发项目私有化导致的。在非洲，受惠于IMF的高负债国家听从要求，实施经济自由化，放开咖啡等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结果导致咖啡产量上升，价格下跌近50％，政府收入也因进口关税降低而减少。以至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寻求IMF帮助后，曾感叹IMF是“国际痛苦基金”。 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吸取教训的新兴国家开始完善自己的金融制度，贷款需求也减少了许多，这让靠贷款赚钱的IMF苦恼不已，截至2007年底，IMF的贷款规模已经从1998年的320亿美元降至20亿美元，新总裁卡恩上任以来，赤字也超过了4亿美元，为此，IMF不得不裁员四百余人，这是IMF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裁员。IMF还曾计划出售1/8的黄金储备筹资，但最终因美国不同意而否决。 除了援助贷款附件条件太多遭受非议，IMF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迟缓表现同样饱受骂名。英国《经济学家》10月23日对此评价说：“直到10月中旬，IMF一直尴尬地置身于金融危机之外。大部分职员不是在讨论拯救方案，而是在讨论总裁卡恩的风流韵事。”IMF直到2008年10月下旬才出手援救濒临破产的国家，被媒体形容为像一个“迟暮的老妇人”。而准备接受援助的国家也对可能随之而来的附加条款心有余悸。此外，IMF的钱够不够用也遭到怀疑。 此外，IMF的预测失准也是尽人皆知的笑话，IMF在其2001年的春季报告中预测，意大利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7%，而实际上，意大利2002年的增长率仅为0.3%。1997年，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竟然没有对东亚各国提出任何警告，而当年9月，IMF还认为东亚金融危机接近尾声；而此后，危机却迅速蔓延到整个东南亚乃至韩国、俄罗斯和巴西。 国际大炒家索罗斯甚至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近期金融危机的祸首之一，他呼吁该组织应扮演好国际中央银行的角色，以阻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他接受《新闻周刊》〈Newsweek〉的专访时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加剧金融风暴的其中一个问题制造者，而非真正化解难题的组织。他认为，该组织有必要改变其基本因素，“该组织已没有任何的资源了，但它必须更积极的作好其身为国际中行的责任。” 索罗斯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是确保这些受困国家可以履行它们的国际责任；因而，该组织经常提倡高利率，以图把这些国家推入经济衰退的处境。他以巴西为例，巴西在让其货币里尔贬值后即调高利率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他深信这错误的做法是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忠告”。他形容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忠告。“该组织必须加诸一些条件于借贷双方，借方应该把这视为最后的依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