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系列专题：《揭开华尔街的投行大幕：最后的大佬》
为了确保阿尔兹切尔能明白自己的意图，安德鲁在结尾处这样写道：“我希望这次我能成功地说服你，你能照我的意思做。我希望你能清楚我的观点。说实话，对我个人而言，时刻肩负公司的责任非常劳心劳力，我已经目睹了公司太多的困难和危机了。” 这封信直接导致了阿尔兹切尔的大权旁落，但是他不得不放低高贵的身份来咽下这枚安德鲁给他的苦果。他曾帮助安德鲁来到美国，并帮他安顿下来。在安德鲁抵达美国后，阿尔兹切尔还邀请他到自己庄园度周末，安德鲁在那里结识了第一位美国驻联合国女大使马丽塔·特里等社交名流。阿尔兹切尔还帮助安德鲁的儿子菲利浦进入迪尔菲尔德中学和哈佛大学念书；他甚至还在1943年1月给国务院写信，试图帮助安德鲁的侄子、身陷西班牙监狱的米歇尔·韦尔获取美国的紧急签证。 尽管他提供了如此多的帮助，但到了1942年年初，他在工作上还是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安德鲁在32层的高处不断向他发难。而且他也没有收到皮埃尔·戴维－韦尔的任何消息，现在只有皮埃尔是安德鲁的制衡力量。1942年2月，犹如晴天霹雳—他受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领导人罗伯特·金德斯利伯爵的尖锐指责。出于礼貌，阿尔兹切尔向金德斯利报告了纽约合伙人的年度变动情况。但不知何故，金德斯利似乎被惹恼了。他给阿尔兹切尔写信说，自己宁愿收到纽约合伙人寄来的“私人信件”，也不愿意“被当做一名普通合伙人那样看待”。为了让事情平息下来，阿尔兹切尔过了六周才回复这封信。他很诚恳地回复说，自己很感谢金德斯利的“正确批评”，而且他还说：“我们之所以没有及时通知您关于纽约合伙人情况的变动，主要是考虑到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您肯定要处理大量的紧要问题，因此合伙人变动这种小问题暂时可能不甚重要。此外，相对于业务量的缩小，人员变动的重要性就位居其次了。这也说明我们在将来还有许多问题要处理，这些事情在一朝一夕是无法得到满意的解决的。”他在信中告诉金德斯利，他希望“皮埃尔在不久后”能亲自来纽约视察，这样就能“有机会向他请教”，进而让公司有更明朗的前景。 但是当皮埃尔在1942年5月来到纽约后，安德鲁对阿尔兹切尔的敌意并没有得到缓和。皮埃尔·戴维－韦尔和阿尔兹切尔之间的关系很友善，他们具有贵族气派，而且都很圆滑，这和理性好斗的安德鲁完全不一样。“皮埃尔对安德鲁的称呼总是中规中矩。” 马丽塔·特里曾经这样说，“虽然我感觉皮埃尔钦佩他，相信他而且依赖他，但是我不觉得皮埃尔喜欢他。”但无论如何，皮埃尔和安德鲁以所有者的身份联合了起来。在他们眼里，阿尔兹切尔不过是一个拿着高薪的雇员。就安德鲁而言，在尽量融入纽约上流社会的同时（他会穿着三件式套装去拜访阿尔兹切尔的农场）他开始私下里向其他从欧洲移民过来的朋友吐露：“在一年里，我将成为老板。” 事实也确实如此。阿尔兹切尔勤勤恳恳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奉献了近35年—在1919年纽约和伦敦支行面临清算的时候无私地提供帮助；默默无闻地带领公司走出了1924年的危机；在1931年和1932年濒临破产的时候，仍在苦苦支撑；在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岔路口带领公司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当纳粹分子查封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后仍保持坚定的信心……当他凭借自己的家庭和政治关系去为高级合伙人皮埃尔·戴维－韦尔和安德鲁·梅耶这两位著名的犹太人提供帮助，让他们从战火纷飞的欧洲安全抵达美国时，他的奉献已经远远超出了忠诚的定义。他甚至做成了近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帮助皮埃尔的家人争取得了美国签证。但即便受了阿尔兹切尔如此多的恩惠，皮埃尔和安德鲁还是一起在他背后狠狠捅了一刀。 1943年12月16日，也就是皮埃尔刚到纽约一年多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宣布阿尔兹切尔将在12月31日正式“退休”。公告还宣称，皮埃尔和安德鲁将成为纽约支行的个人合伙人，巴黎支行仍是纽约支行的合伙人。作为退休的嘉奖，阿尔兹切尔仍担任他钟爱的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主席。当阿尔兹切尔离开后，拉扎德投资银行按安德鲁的要求撤出了在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权益。正式分道扬镳以后，阿尔兹切尔将办公室搬到了华尔街40号，并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外交关系委员会中，以图影响世界局势，而拉扎德投资银行则搬到了华尔街4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