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揭开华尔街的投行大幕：最后的大佬》
拉扎德投资银行内部权力变迁的背后原因不难想象，但是人们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毕竟所有的当事人都已过世。拉扎德投资银行前合伙人帕特里克·格舍尔曾这样说过—合伙人们曾就安德鲁和皮埃尔取代阿尔兹切尔的问题进行投票，尽管只有一位纽约合伙人投票反对阿尔兹切尔，但他还是被踢出了局。1998年为拉扎德投资银行150周年庆出版的拉扎德投资银行简史对这次事件仅做了如下简单刻薄的描述：当安德鲁和皮埃尔来到纽约的时候，他们发现纽约支行“已经乏善可陈。但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这两位法国合伙人就开始重建公司，他们开始吸收新的合伙人，并在华尔街和业界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阿尔兹切尔业已过世的儿子亚瑟是高盛的长期合伙人，他曾不止一次描述他父亲的遭遇。“我从来不认为我父亲有过任何控制权，”他说道，“我相信控制权被牢牢把握在法国合伙人的手中。在任何时间里，只要这些法国合伙人想要实施控制，他们就有能力这样做。”在私底下，亚瑟·阿尔兹切尔极其反感安德鲁和皮埃尔对待自己父亲的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亚瑟在意大利一座豪华庄园度假时意外地遇见了将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的罗伯特·阿格斯汀利，他们两人在高盛工作时就彼此认识。阿格斯汀利一直记得这次偶遇，当他告诉亚瑟自己将离开高盛去拉扎德投资银行时： 他看着我说：“你还敢去那个鬼地方工作呀。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我们全家的吗？”然后他接着说：“我父亲当时在那里工作，他非常忠诚，我们全家都对那些家伙非常忠诚，我们非常体谅他们。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义务要把他们带过来。他们非常粗鲁无礼，他们把自己的公司丢给了代理人管理。我们是体面的人，因此我们把他们接了过来。但接下来我所知道的是，他们递了一些文件给我父亲，然后我父亲就被赶出来了。我们家族当时是纽约的犹太名门。我们是有尊严的人。我们的名声要比他们的好。这帮人就这样溜进了公司—皮埃尔·戴维－韦尔只不过是受安德鲁这个狡猾卑鄙的坏蛋所控制的傀儡。你是高盛的人，为什么要帮那伙人干活呢？”
弗兰克·阿尔兹切尔显然认为自己遭到了合伙人的背叛，但他还是能在公开场合保持镇定。在公开宣布离职的4天后，他给伦敦的罗伯特·金德斯利发了封电报。“非常感谢你通过皮埃尔转致的问候。请放心，纽约支行正处于多年来最稳固和最有希望的阶段。向各位合伙人和你们的家人致以最诚挚的祝福。”1944年1月，阿尔兹切尔推荐皮埃尔加入了位于百老汇60号第21层的一家入会限制严格的社交俱乐部瑞瑟斯。1945年3月，他又推荐安德鲁加入了这家俱乐部。1944年10月，他给七十多岁的戴维·戴维－韦尔写了一封短信，向这位德高望重的拉扎德投资银行长者表示祝福，并告诉戴维自己在战争年代非常想念他。他还在信中说起了自己离开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经过，尽量把这件憋屈的事情描述得轻松一点。“毫无疑问，您肯定已经知道了我的长期合伙人关系已经结束了。”他写道，“早在7年前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了。我唯一的遗憾是，误解似乎已经影响了我一直珍视的友谊。”但是他却没有收到戴维的回信。 1945年5月，阿尔兹切尔去了巴黎，在那里他给安德鲁寄送了一封让人非常伤感的信。这封法文信只有两页，主要介绍了他在那几周内了解到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说明米歇尔同母异父的兄弟吉恩·盖拉德已经死了，而且非常可怕。纳粹分子逮捕了吉恩，然后在1943年把他送到了多拉。一到那里，他就被强迫进行苦力劳动，连续7个月在地下挖秘密隧道，每天要劳作12至18个小时，而且不能到地面上来。纳粹看守对待战俘非常残忍，强迫他们在隧道里睡觉。1944年5月左右，包括吉恩在内的很多囚犯在几个月来第一次被允许到地面上来。但是吉恩很快得了心脏病，他开始变得非常虚弱。然后他被分配当电工。这时候，他才能偶尔有机会与同伴下下象棋或做一些数学计算。1945年4月6日，纳粹用火车将吉恩从多拉集中营强制送往位于柏林东北部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在那里，他患了痢疾。阿尔兹切尔在信中写道：“这次出行的条件极其恶劣，火车的每节车厢都塞了130个人，他们没有任何食物，就这样连续站了9天。很少有人能活着到达目的地。我无须详述这趟火车上发生的暴行，我只想告诉你这样的事实，80%的人在到达拉文斯布吕克前就已经死了。”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吉恩挺过了这次旅程，纳粹把他扔到了拉文斯布吕克医务室的台阶上，据说他在4月15日或16日死在了医务室。一个从拉文斯布吕克逃出来的战俘回到巴黎后把这些可怕的消息—但是至今仍未得到官方证实—告诉了皮埃尔·戴维－韦尔。不过无论如何，还是有“非常渺茫的希望”，吉恩可能从拉文斯布吕克逃到了俄军控制地区的某所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