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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揭开华尔街的投行大幕：最后的大佬》
时隔几十年，像费利克斯这种兢兢业业的公众人物自然有很多机会粉饰自己的过往历史，他在ITT与哈特福德并购交易中的欺骗行为也毫不例外会被他冠以各种冠冕堂皇的说法。1975年10月，尽管关于ITT的公开声讨已经告一段落，但是有关的调查仍在暗中进行。这时《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费利克斯的人物概评，在这篇文章中费利克斯将自己的错误归结为单纯的无知。“通过这件事我学到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不应该单独与某位政府官员谈话，即使只是喝杯酒也不行。”他说，“现在我只要与任何官员谈话，我就会保证房里还有其他人在场。”30年后，他仍拿无知作为借口，而这件事的真相也像他的很多故事一样被完全掩盖了起来。“我做了件蠢事。”他解释道，“因为我当时缺乏公共关系的经验。显然我被ITT和尼克松给利用了，我成了他们用来改变麦克拉伦立场的一枚棋子。” 不过在当时，他并不认为自己被ITT和尼克松“利用”了。“我当时认为一切都很简单，这也是我为什么说自己幼稚的原因。”他说，“我当时简单地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应邀与司法部副部长单独谈论经济问题，不过如果放到现在我就不会这么想了。所以我说自己当时真的是很幼稚。不过，我相信如果ITT把这一切都告诉高级法院，那么我们肯定能赢……我们不会输，ITT的处理方式是错误的，他们放弃了太多，这是一个很愚蠢的案件，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反托拉斯的问题。”费利克斯接着说，“当时我想到自己可以闪亮登场，在这个经济问题上说服他们，于是我对自己说，‘啊，这难道不令人激动吗’ ，然后自大的情绪就这样遮住了我的眼睛，让我看不清事实的真相。” 这么多年来，费利克斯一直不清楚安德鲁是不是有意让自己替拉扎德投资银行承担ITT与哈特福德并购交易一案的重担。为什么不可以让一位律师陪着他去参加这些公开听证会呢？他这样疑惑着。“我还能回忆起这个场景，当时安德鲁听说我要去参加听证会，就显得非常放心了。”费利克斯这样回忆道，“没有人会问是不是有律师陪我一起去。我一直不太肯定安德鲁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吉宁是不是告诉过他什么。不过这个问题一直都不会有确切答案了。” 费利克斯也认为这次经历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全是不利影响。”他这样评价道，“有一天，凯·格雷厄姆给我打来电话，可能就是这时—抑或是稍后—她告诉我，‘瞧，你进入ITT董事会了。’然后我说，‘您是知道的，如果我从这个董事会辞职，那么所有人都会认为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吉宁有罪或者是我自己有罪，因此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相信他是无罪的。’ 她接着说道，‘你很清楚，如果你不这么做，那么你将无法在民主党政府中待下去了。’我说，‘如果他们请我，我还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去呢。就这样好了。’”费利克斯还认为，负面的报道严重损害了他的事业，此外对他的家庭也有不利影响。他和他的妻子分居了，他的三个儿子都在曼哈顿东部的一家法语学校念书。“不仅其他小孩子侮辱他们，而且还有老师侮辱他们。”他说道。别人通常会用“你父亲就是ITT的那个家伙”这样的话攻击他们，虽然这些人自己也不清楚其中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