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揭开华尔街的投行大幕：最后的大佬》
“我于是到霍华德·克力芬的手下去工作，他是公司金融部的经理。” 费利克斯对《纽约客》这样讲述自己在1983年的经历。
我到夜校去学会计，而且我还读格雷厄姆和多德写的《证券分析》—这是一堆非常可怕的东西。当有人要将各家公司合并的时候，我就要在试算表上把所有的数字都过一遍。我对数字非常敏感，因此我很快学会了如何将两家公司合并。我觉得自己擅长公司合并的原因在于，我能很好地把握其中的平衡和力度；当你把一切都完成后，新形成的公司必须比先前的更强、更好，而且要尽量让合并不存在漏洞。其实在本质上，你就是在与贪婪和权力共舞。你必须使用金融的方式应付这种贪婪，当你把这些公司合并在一起后，所有各方的利益最终都能得到满足。不过权力是另一回事，你进行大量与权力相关的协商，这甚至可能比金融问题所需要的协商更多。有更多的交易会在权力协商方面败下阵来，这些是面子和权威等实际问题。当然，当我在克力芬手下工作的时候，我的任务只不过是分析资产负债表以及从统计角度分析并购的最佳方式。我曾经不断参加众多的律师会议和会计师会议，然后阅读大量的合同和试算表以尽量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成天和一些没用的懒汉以及只知道翻文件的家伙待在一起。我会远远地看到委托人的身影消失在安德鲁的办公室里，然后我要等他们的会谈结果出来后再回去继续处理数字。这些经历给我上了极其重要的一课，我了解了这些交易的本质。我能够阅读合同，我清楚税务规则是怎么回事，我也知道了会计的内容。我明白会计人员能做的以及不能做的，我也学会了分辨什么是废话什么不是废话。我了解律师会对你讲什么，其中什么是你该相信的，什么是你不该相信的，我也知道自己在哪些问题上应该给他们施压。这些都非常重要，因为到了这个阶段，没有任何技术人员能吓倒我，因为他们讲的任何问题我都清楚。为了了解实情，我可能必须依靠他们来获得信息，但是我不需要他们来帮我讲解概念。有太多的高级管理者为下属所困，因为他们从没做过实质性的工作，但是一旦你曾做过类似工作，那么这些其实并不是神秘莫测的事情。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些，那么技术人员就可以用细节将你层层困住，然后你就找不到解困的方法了。在一些规模庞大的银行里，这些本质性工作都由下属完成，但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规模小，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费利克斯比安德鲁更倾向于规避风险，他一直为自己的中间商身份自豪。他能够说服那些公司的老大们为他所提供的建议支付数千万的费用，而这些公司却连一个子儿也收不回来。“有的公司曾经进行一些无谓的并购。”费利克斯这样解释道。“费利克斯与梅耶完全不同，” 安东尼·桑普森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样写道，“他没有传统银行家的圆滑和虚伪，他的处世方式非常开放。他留着平头，眼神似乎能洞悉人心。他讲话的语速很快，而且语调很高。他平时开着一辆小丰田，穿着一件旧风衣，看起来极不起眼。”费利克斯是“数字的专家”，他有着“巨大的动力”。和梅耶一样，他极其憎恶亏损，而且是一个激烈的谈判家，“就像发现了猎物的猎狗一样”，曾经有人这样告诉桑普森。 在很多方面，费利克斯都可以称得上是应时势而生的天才。当时美国的公司开始打造大型联合企业，而费利克斯则拥有成为时代推动者的智慧、经验以及胆识—他也从自己提供的服务中赚取了丰厚的收益。早在1962年，并购就展现了它的魔力。当时费利克斯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刚满一年，拉扎德推荐法国大型铝业制造商普基公司以1 8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美国飞机铝模生产商豪梅特公司40%的股份，这个价格要比豪梅特公司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高出36%。普基在这个交易中获得了丰厚的收益—拉扎德投资银行亦是如此，它在未来多年里获得了普基的后续并购和融资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