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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揭开华尔街的投行大幕：最后的大佬》
就在安德森在专栏文章中把克兰丁斯特撒谎的事实抓了个现行的第二天，克兰丁斯特要求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面前重新进行任职听证，因为几周前，就在米切尔宣布自己将负责管理尼克松1972年再选运动之后，克兰丁斯特就被提名为司法部部长以取代米切尔。在当庭作证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月24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以13∶0（有两票弃权）投票通过了克兰丁斯特的司法部部长提名。因此克兰丁斯特本来完全可以立即担任司法部部长，但是他为了澄清自己的名声坚持进行听证，于是事态开始朝着反方向发展了。这个本来完全没有必要的听证会充斥着党派纷争，从1972年3月到4月，这个听证会整整开了22天，费利克斯则一直处于争端的核心位置。 听证会召开时，麦克拉伦和费利克斯与克兰丁斯特同时出席。“这两个人是我与这些事情的唯一联系。”克兰丁斯特这样说。克兰丁斯特果断明确地否认自己影响了ITT调解结果以及用反托拉斯案的偏袒性结果换取公司捐赠这两项指控。“我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最后麦克拉伦先生被我说服，并放弃了自己要求ITT出售哈特福德的立场。”克兰丁斯特这样解释道。他说自己之所以与费利克斯会谈仅仅是出于礼貌，目的是促进进一步商谈，以改变麦克拉伦的想法。 但是致命的是，克兰丁斯特没有提到一年前与尼克松的谈话。当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特德·肯尼迪问他，白宫是否就ITT的诉讼及调解联系过他时，他作了伪证。“没有，先生。”他这样告诉肯尼迪。之后，印第安纳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布里希·贝赫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自己“不记得”向白宫的任何人谈及过ITT调解的问题—这是赤裸裸的谎言。麦克拉伦法官则支持了他上司对整件事的描述，然后还补充道：“总而言之，我想强调的是，与ITT达成调解的决定是由我一个人做出的，我并不是被迫做出的决定。此外，调解计划是由我和反托拉斯部门的其他成员一起制订的，而且最后的条款也是我们一起协商的，这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行为。” 然后费利克斯拿起麦克风，向参议院和公众复述了自己的观点—哈特福德若遭到强行处置，会为大众—不仅仅是他的大客户ITT公司—带来多种可怕的后果。 事后看来，费利克斯所持的处置大型保险公司可能会拉垮整个国民经济的说法显得过于夸张。他声称，吉宁让他准备一份向司法部发言的稿件。“他认为我在经济和金融领域都是合格的专家。”费利克斯这样解释道。他详细叙述了自己与克兰丁斯特以及麦克拉伦的各次会谈，这些都与这两人的描述一致。“每次会议都做了相关记录。”费利克斯说道，“我们没有私底下秘密进行过任何面谈或电话交流。既没有任何一方索取过好处，也没有任何一方提供过好处。” 但是他似乎忘记了ITT通过调解方案所获得的好处，而且这也使得ITT避免遭受高级法院的审查。杰克·安德森抓住了其中的实质所在。“因为费利克斯不是律师，所以与费利克斯的讨论不构成谈判—这种说法会让各个投资银行家们笑掉大牙。”安德森在《安德森报告》中1973年的回忆录部分这样写道。 费利克斯是许多律师的老板，其中也包括那些与麦克拉伦进行谈判的律师。他的职业就是对公司进行合并或者拆分，吉宁派他来华盛顿的原因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提高ITT讨价还价的能力。尽管费利克斯没有告诉克兰丁斯特，自己与米切尔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他正在帮助华尔街那些用完了客户的资金但是没法填补漏洞的公司，尽量防止它们倒闭。但是就公众利益而言，即使克兰丁斯特与100名ITT律师谈判，也要好过与费利克斯一人谈判。 费利克斯还就安德森在关于迪塔·比尔德丑闻的专栏中对自己的描述发表了意见。他说自己当时在肯尼迪机场等境外航班，当他“在电话里与孩子们谈话”的时候，孩子们告诉他休姆从华盛顿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急切要求我与他通话”。尽管他不认识休姆，他还是在机场给休姆回复了电话。对于那些了解费利克斯的人而言，这可真让他们吃惊。要知道，他们想与他通话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回复过一个电话。无论如何，他还是证明休姆给他念了迪塔·比尔德的备忘录，并问了他ITT的捐赠是否也纳入了调解谈论的范畴。“现在请允许我声明，我并不认识比尔德女士，在与休姆先生谈话之前，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费利克斯这样解释道，“此外，我在1971年12月之前根本就不知道ITT向圣迭戈共和党大会办公署承诺捐赠的事情，我在12月看新闻时才发现有这件事。当时反托拉斯调解已经结束6个月了。因此，我在会谈中根本不可能涉及任何ITT捐赠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