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131节：2“拉扎德将会垮掉”(65)
系列专题：《揭开华尔街的投行大幕：最后的大佬》
总统：是的。 科尔森：……ITT诉讼解决方案中那些一致同意的结果。如果该备忘录落到了委员会手中，那会相当麻烦，因为他们会立即将其送到这儿来。虽然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些备忘录，但是由鲍勃今天上午谈话的内容以及我对一些备忘录的讨论情况可以看出，不管有没有这些听证会，这些该死的文件一旦泄露出去，那么无疑是一枚枚重磅炸弹。 霍尔德曼：如果那份备忘录的复印件落到某些人手里，那么这肯定会为人所用。 科尔森：不管有没有听证会。 霍尔德曼：不管有没有听证会，也不管克兰丁斯特待在这里还是…… 总统：是的。 霍尔德曼：……还是跑到月亮上去。 在3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在科尔森给霍尔德曼的备忘录以及他们与尼克松同天进行的会谈等事实面前，克兰丁斯特最后10天的听证会完全显得多余了。为了掩盖尼克松曾命令司法部放过ITT这一真相，克兰丁斯特和米切尔从头到尾都在撒谎。 时任《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的尼古拉斯·冯·霍夫曼根据这场荒谬可笑的听证会做了一个专栏。虽然阴谋的详情尚不为人知，但是涉案各人的道德水准不得不令人生疑。这些质疑将纠缠费利克斯数年之久。“他们很有可能会问及费利克斯·罗哈廷，这位ITT的股票承销商为了他那资产数十亿美元的小跨国集团而到克兰丁斯特那里寻求反托拉斯案的突破口。” 冯·霍夫曼这样总结前两周的听证会，“克兰丁斯特对外界透露说，作为幕后黑手的费利克斯·罗哈廷是总统候选人马斯基的经济顾问。这位总统候选人的总部也承认了这点，声称费利克斯与马斯基曾进行过一项不光彩立法工作，允许证券经纪人使用客户的资金进行豪赌。”他还在专栏中写道，最大的输家是麦克拉伦，“他在不到两周前走进听证会大厅的时候还是一个备受尊敬的人”，但是他在一些问题上撒了谎。当被问及为何会在有利于ITT的条款下达成调解时，他的回答极其糟糕。“无论是费利克斯这个幕后黑手，还是极其烦恼的麦克拉伦或克兰丁斯特，他们都不想反托拉斯。看来他们将无法安睡了。”他最后总结道。费利克斯是幕后黑手，这个称号将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一直折磨费利克斯。 克兰丁斯特在最后的证词中一直强调费利克斯在调解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声称自己“对费利克斯持有很高的评价”。 在听证会结束前，克兰丁斯特称自己不会在外界的压力和影响下屈服。“我是一个比较顽固的人。”他说。 “既然你这样顽固，为什么费利克斯还会一次次地过来见你呢？”参议员肯尼迪发问道。 “他是一个坚持不懈的人。” 克兰丁斯特说道，引来阵阵发笑，“要知道，这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真的对他没什么好处。他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他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相当有能力的人。在我看来，他也很有风度。他让我问麦克拉伦先生是否愿意听他演讲，后来他成功了。” “事后看来这相当重要。”肯尼迪说。 “确实如此。”克兰丁斯特回答。 “这个成绩可不小哪，” 肯尼迪接着说。 “对，我同意。”克兰丁斯特说。 这场似乎极其随意可是又令人费解的听证会处处充满了谎言和陷阱，可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费利克斯这位个子矮小的纽约投资银行家在当时这桩最大的反托拉斯案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4月28日，司法委员会以11∶4投票通过了克兰丁斯特作为司法部部长的提名，从而正式批准了2月24日的推荐。 这样，作伪证的克兰丁斯特在6月8日成为了美国第68任司法部部长。9天后，华盛顿的警察在霍华德·亨特和戈登·利迪带领下逮捕了5名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水门办公室安装窃听器的人。6月30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要求司法部重新审查克兰丁斯特听证会的1 700页记录，以防有人作伪证。这样，在克兰丁斯特担任司法部部长后的第三周，司法部就开始调查部门领导的犯罪行为了。1973年4月30日，克兰丁斯特在任职不到一年后就辞去了司法部部长的职位，而且他最终承认自己在听证会作了伪证。他通过一系列的托词逃过了牢狱之灾，而且还保住了自己的律师资格。他是水门事件中第一个认罪的尼克松内阁官员。但是关于ITT的40万美元捐赠和迪塔·比尔德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最终没有真相大白，尽管拉里·奥布赖恩事后表示，他认为水门办公室被盗的大部分原因在于他曾在给米切尔的信中问到了很多关于ITT反托拉斯调解和圣迭戈捐赠的问题。我们事后会发现，从ITT对哈特福德的并购、围绕反托拉斯展开的一系列斗争、水门事件，到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辞职以及对美国政府机构信任的丧失，其中仿佛有一根线贯穿始终。通过米切尔和克兰丁斯特（这场听证会由克兰丁斯特发起，但是他自己却在听证会上谎话连篇）对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所说的谎言，以及尼克松、霍尔德曼和科尔森进行秘密筹划的录音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尼克松掩盖水门事件的总体脉络。虽然与尼克松一伙人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但是费利克斯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仍不可小觑。 时隔几十年，像费利克斯这种兢兢业业的公众人物自然有很多机会粉饰自己的过往历史，他在ITT与哈特福德并购交易中的欺骗行为也毫不例外会被他冠以各种冠冕堂皇的说法。1975年10月，尽管关于ITT的公开声讨已经告一段落，但是有关的调查仍在暗中进行。这时《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费利克斯的人物概评，在这篇文章中费利克斯将自己的错误归结为单纯的无知。“通过这件事我学到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不应该单独与某位政府官员谈话，即使只是喝杯酒也不行。”他说，“现在我只要与任何官员谈话，我就会保证房里还有其他人在场。”30年后，他仍拿无知作为借口，而这件事的真相也像他的很多故事一样被完全掩盖了起来。“我做了件蠢事。”他解释道，“因为我当时缺乏公共关系的经验。显然我被ITT和尼克松给利用了，我成了他们用来改变麦克拉伦立场的一枚棋子。” 不过在当时，他并不认为自己被ITT和尼克松“利用”了。“我当时认为一切都很简单，这也是我为什么说自己幼稚的原因。”他说，“我当时简单地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应邀与司法部副部长单独谈论经济问题，不过如果放到现在我就不会这么想了。所以我说自己当时真的是很幼稚。不过，我相信如果ITT把这一切都告诉高级法院，那么我们肯定能赢……我们不会输，ITT的处理方式是错误的，他们放弃了太多，这是一个很愚蠢的案件，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反托拉斯的问题。”费利克斯接着说，“当时我想到自己可以闪亮登场，在这个经济问题上说服他们，于是我对自己说，‘啊，这难道不令人激动吗’ ，然后自大的情绪就这样遮住了我的眼睛，让我看不清事实的真相。” 这么多年来，费利克斯一直不清楚安德鲁是不是有意让自己替拉扎德投资银行承担ITT与哈特福德并购交易一案的重担。为什么不可以让一位律师陪着他去参加这些公开听证会呢？他这样疑惑着。“我还能回忆起这个场景，当时安德鲁听说我要去参加听证会，就显得非常放心了。”费利克斯这样回忆道，“没有人会问是不是有律师陪我一起去。我一直不太肯定安德鲁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吉宁是不是告诉过他什么。不过这个问题一直都不会有确切答案了。” 费利克斯也认为这次经历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全是不利影响。”他这样评价道，“有一天，凯·格雷厄姆给我打来电话，可能就是这时—抑或是稍后—她告诉我，‘瞧，你进入ITT董事会了。’然后我说，‘您是知道的，如果我从这个董事会辞职，那么所有人都会认为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吉宁有罪或者是我自己有罪，因此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相信他是无罪的。’ 她接着说道，‘你很清楚，如果你不这么做，那么你将无法在民主党政府中待下去了。’我说，‘如果他们请我，我还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去呢。就这样好了。’”费利克斯还认为，负面的报道严重损害了他的事业，此外对他的家庭也有不利影响。他和他的妻子分居了，他的三个儿子都在曼哈顿东部的一家法语学校念书。“不仅其他小孩子侮辱他们，而且还有老师侮辱他们。”他说道。别人通常会用“你父亲就是ITT的那个家伙”这样的话攻击他们，虽然这些人自己也不清楚其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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