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国家和民众无法从军事和政治上获得尊严之后，民族主义的“地火”就曲折地向商业领域转移，商战的得失便寄托了国民所有的希望。1911年，民国初立，人人期盼国家重建。但是，袁世凯的称帝和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很快让脆弱的结盟分崩离析，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 在很多人想来，这期间民生经济一定低迷不堪。但出乎人们想象的是，在今后的16年中，中国民营经济迎来了一个“黄金年代”，这也是百年中唯一的“黄金年代”。 在这期间，国营企业体系基本瓦解，民营公司蓬勃发展，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明星企业家层出不穷，企业家阶层在公共事务上的话语权十分强大。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间达到13.4%,1921~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期，从1923到1926年为8.7%，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百年企业史上，这样的高速成长期只出现了三次，其余两次分别是19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 当时的增长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国家一直处在军阀割据及分裂的状况中，是自“五胡乱华”的南北朝以来，1400年间第一次出现“中央真空”。于是，这段时间成了一个绝对自由、而自由又变得十分可怕的时代；其二是一战的爆发，欧洲列强陷入混战，无暇东顾，中国民族企业家也获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机会。|www.aihuau.com|“进口替代型”的工业浪潮 荣家兄弟在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新一轮工业化浪潮的缩影。 从1912年到1917年，无锡的荣家兄弟一口气开出了九家工厂。每日夜可出面粉4.2万袋，已是无人可敌的“面粉大王”。随着一战的爆发，欧洲工业停滞，面粉军需却暴增，中国面粉因价格低廉、产量可观而一跃成为全球新出现的采购市场，荣家的“兵船”牌面粉远销到欧洲和南洋各国，因质量稳定，它成了中国面粉的“标准面”。 在面粉上陡成霸业的同时，荣家的棉纱工厂竟也同步急进。 荣宗敬还干了一件让中国商界很长脸的事情。1917年，他出40万元买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经营的纱厂，改名为申新二厂。自1884年，“红顶商人”胡雪岩斗丝惨败后，上海棉纱业先为英美商人控制，后成日本公司天下，如今，中国企业竟有气魄和能力收购日本企业，一时成了埠上让人津津乐道的新闻。 除了棉纱之外，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在战争中需求大增，中国成了原料的大供应商。 开始于1914年的这一轮实业投资热，被史家认为是中国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一直持续到1924年。与上一轮的洋务运动时期相比，它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洋务运动是一次自上而下、由处于衰落期的清政府发动的工业化运动，它的主角是洋务派大臣以及附庸于他们的官商，其工业化的特点是对军事工业的关注，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国营资本为主力，创办大型企业为主轴，到后期则把重点投注到铁路、矿务和钢铁等资源性领域。洋务运动奠定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基础。 这一轮工业化则是一次民营资本集体崛起的盛宴，它的主角是以盈利为主要动力的新兴企业家，他们投资的产业主要集中于民生领域，以提供消费类商品为主，面大量广的中小企业是最有活力的主流力量。在这期间，中国完成了轻工业的布局。其中，上海是纺织、食品和机械制造的中心，在1912~1924年，上海地区出现了202家机器工厂，主要是生产针织机、小型车床和马达、农产品加工设备等，广东地区则是烟草、造纸和火柴工业的集散地。 这些产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进口替代型”。这一特征与1978年之后的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路径惊人的相似。在百年企业史上，国营资本能够依赖政策优势在上游资源性领域形成优势，民间资本则靠灵活的机制和竞争能力，在下游民生领域获得生存空间，这样的格局从来未变。中外商战 如果说荣家兄弟的成功令人欣喜的话，那么，范旭东式的崛起则显得更加的珍贵。 这是一个外表温和而内心倔强的湖南人，他的兄长范源濂曾任袁世凯政府的教育总长，他原本可走辽阔的仕途或成为一个轻松的官商，却甘愿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投身于艰辛的民族工业。当时，精盐市场，长期被英商和日商垄断。1915年，范旭东从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股本5万元。他在塘沽的渔村开始研制精盐，很快将纯度达到90％以上。久大精盐随即遭到国内外盐商的围剿，日商在报纸上散布“海王星”有毒的谣言，英国驻华公使甚至企图用军舰封锁天津港，阻止运盐船出港。国内的盐商更是群起攻击，数百年间，全国的食盐产销历来由官商合伙垄断，江淮大盐商们左右着盐的价格，他们形成了一个庞大而错综的利益集团，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政府都不敢轻言改革。范旭东一出，显然将颠倒现状。久大精盐在很长时间内无法销到长江以南，范旭东甚至还被军阀绑架，靠他的总长哥哥四处斡旋才被放了回来。1917年，久大精盐销出1万担，1923年增加到4万多担，1936年达到顶峰，约50万担。 在精盐上取得突破后，范旭东马上又转战制碱业，创办永利公司。永利经历的磨难更甚于久大，其前后竟长达八年之久。直到1926年8月，范旭东终于研制出永利纯碱，并在万国博览会上荣膺大会金质奖章。 范旭东的坚持，可谓壮烈。在“黄金十六年”里，民族企业的崛起是一场与外资企业全面竞争的大商战。 在几乎所有重要的产业领域里，我们都看到了中外企业对峙的景象：纺织机械市场上，华资大隆机器厂的对手是两个美国制造商——萨克8226;洛厄尔和维定机器厂；火柴市场，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与瑞典火柴公司和日本铃木会社杀得难解难分；肥皂市场，是五洲皂药厂与英资联合利华的竞赛；水泥市场，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厂与日本水泥及英资青洲英妮公司打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对手仗…… 这期间，支撑荣家兄弟、范旭东等企业家们的精神力量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热情，而这种热情甚至成为了一种商业竞争的武器。 百年以来，从巨额赔款到割让国土，从火烧皇家园林到外滩黄埔公园的一块“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牌子，都烙在每个中国人脸上，虽死犹记，没齿难忘。 于是，当国家和民众无法从军事和政治上获得尊严之后，民族主义的“地火”就曲折地向商业领域转移，商战的得失便寄托了国民所有的希望。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抵制洋货运动一直是民族企业最锋利的武器。“维持国货”运动 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抵制洋货运动，每隔三五年就会大规模地爆发一次，这构成了百年中国企业史上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它似乎受到了国内各个阶层的欢迎。对民众而言，抵制运动能够极大地满足民族自尊心，以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发泄积压已久的耻辱感。对政府而言，当然乐观其成，他们可以借此转移国内矛盾，甚至成为对外谈判的筹码。立足坚定的民族企业家更是抵制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合法而富有道德感地驱逐或打击竞争对手。 具有标志意义的日货抵制事件发生在1915年，这是一次仇恨爆发的总演习。 一战开打后，日本乘机争夺中国利益，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政府对他当皇帝的支持，居然接受《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这立即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抵制日货运动。
3月16日，上海商会组成“劝用国货会”，推举虞洽卿、董少严、王正廷为正副会长。18日，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大会通过提倡国货、设立公民捐输处等多项决议。到22日，上海抵制日货的声浪日益高涨，福州路、南京路等处的日本人所设商店均一律闭门，暂停营业。 5月9日，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视为奇耻大辱，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份的商会通电反对，农商总长张謇愤然辞职。抵制运动更是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抗议集会此起彼伏。商人拒卖日货，人人要用国货。不少学校规定，文具一律用国货。一些大城市的报纸，天天刊登“国货调查录”，鼓动人民选用国货。 在抵制运动中，中华国货维持会等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在“58226;9”之后迅速发表宣言，并印发10万份广为散发。在维持会的指挥下，各地学生遍查当地商店，寻找日本商品，如有发现，当场没收或砸毁，全年共进行了383次这样的检查。维持会在前一年只有100多个企业家会员，到年底就增加到了688个。 《洛杉矶时报》则注意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抓住机会进行发展。数以百计的工厂涌现出来，生产中国货以替代流行的日货，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伞等。 日货抵制运动对袁世凯政权和日本政府显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日本外贸也遭到重挫，当年上半年，对华出口同比下降1790万美元，锐减幅度相当于1914年出口总额的6%。更为严重的是，此后每年的5月9日“国耻日”都成为了抵制日货的动员运动日。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敌人。 1915年的反日货只是一个序幕，一场更猛烈的抵制风暴正在酝酿中。五四运动的支持者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爆发了一场惊天的学生运动，抗议“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史称“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划时代意义，当时便被人敏感地预测到了。不过，从来没有人从企业史的角度审视五四运动。日后为人们所记忆的先驱者都是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然而，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爆发，“那些生动的故事、人物，一定在广场的背后。” 早在2月份，上海的商人就行动了起来，他们以同乡会的名义致电北京和巴黎，反对将德国权益转让给日本。3月，朱葆三等人以上海商业联合会为组织，集合沪上53个会馆公所，协调工厂的抗议活动。5月4日，传来北京学生游行并遭镇压的消息后，商业联合会当即与复旦大学和江苏教育总会联系，一起筹划抗议大会，5月7日，大会在老西门体育场举行，主题是声援学生，抵制日货。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在上海的示范下，抗议很快席卷全国。正是在工商力量的汹涌援助下，五四运动才演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 企业家阶层在五四运动中的作为，并不仅限于声援学生。他们甚至还在产业经济的重建中排挤日本势力。 虽然当时日本报纸以讽刺的口吻写道，“这场示威将是稻草上的火星，燃烧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但是，五四运动在7月份达到高潮，日本对华出口几乎断绝。此后两年，1920年，日本对华出口额比1919年下降7.2%，损失达2915万美元，而其他国家的对华出口却增长33.3%。1921年日本对华出口又同比下降8696万美元，同期，其他国家的出口则增长30%以上。与此同时，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在震耳欲聋的爱国呼声中，天性反对动荡的商人们还十分注意抵制运动的边界，尽量把其局限在非暴力的范围内，不使之滑向社会秩序全面崩溃的境地。 此外，企业家们更利用这股爱国热潮，夺取到了产业经济的某些主导权。面粉和棉纱“双料大王”荣宗敬就做成了两件很有利于民族产业的大事。 从1919年的夏天开始，荣宗敬就四处奔走，联络面粉业内人士，自行组织面粉交易所。当时在上海，日本商人开设了面粉取引所（交易所），经营面、麦的期货交易，基本控制了上海市场的原料和成品的价格，华人企业多年仰其鼻息而无可奈何。荣宗敬乘群情激愤之机，提出自办交易所，摆脱日本人的控制，此议得到同业的一致响应。1920年1月11日，中国机制面粉上海贸易所（后改名为上海面粉交易所）宣告成立，筹集股本50万元，荣宗敬、王一亭等沪上面业大亨均为理事。 同时，荣宗敬积极筹建纱布交易所。作为上海最重要、也是那些年盈利最强的民族产业，棉纱的原料期货交易也被日商开办的取引所掌控。每年的棉花和纱布交易量非常巨大，各棉纱厂虽有心挣脱日商控制，但是也很担心操作不当，重蹈当年胡雪岩的覆辙。所以荣宗敬提出，必须协同一心，断流开源。在他的召集下，华商纱厂联合会的所有会员齐聚一堂，通过了两条跟日商决裂的原则，一是各厂不往日商的取引所采购棉花，必坚持到底，二是凡在取引所买卖棉花和纱布的行号或掮客，各厂与之断绝往来，并登报宣布此旨。与会厂商被要求一一举手，以示慎重通过。1921年7月1日，纱布交易所正式开幕，筹集股本200万元，荣宗敬、穆藕初等人为发起股东。 面粉和纱布两个交易所的建立，意味着这两大民族产业的期货价格主导权回归华商。这是企业家阶层借五四运动的东风打赢的两场漂亮的商战，特别是纱布交易所的建立，也算是给乱坟堆里的胡雪岩一个迟到了三十多年的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