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北京，通州，宋庄。 车七拐八拐，到了一处普普通通的红砖青瓦房子前停下。 这便是从云南来到北京打拼的书画家任子千的居所，三分地大小，甚是宽敞。 进得门来是一个画室，大桌子放着文房四宝。画室旁边是待客的地方，一把古琴悬挂在柜子的侧面；墙上挂一张小品，画面上是一只鹤，寥寥几笔，趣味盎然；不大的茶几上有个似磨盘一样的小茶台，上面放着和功夫茶的家伙式。 沏茶，把饮，任子千说：这把古琴不叫什么，地上还有一把。那天我参加一个聚会，有个老先生带去一把唐琴，那个漂亮。看完人家的，我这就不叫个东西了。 任子千不会弹古琴，只是偶尔在闲暇时拨弄一下琴弦，听一下发出的余音袅袅般的动静，寻找一种乐子。 话题从禅学开始，一发不可收拾，时间慢慢地就在悟道的语丝中流走。正如任子千的书画一样，每一张作品里都充满了对世界、自然和人的禅悟，在似与不似之间，在相与无相之间，都是那样的坦然。 由书而画 生于1963年的任子千，是从小随父母从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来到三千多公里之外的云南建水的，在那里生活了十八年。从15岁的时候开始学书法，其后时间过去了五年，他才拿起画笔开始既书且画的生涯。 “美术学的是俄罗斯体系，从色彩、素描、人体开始，完全是受得油画画法的教育。”任子千说，“后来我考鲁迅美术学院，没有机缘，没考上。” 1989年，任子千到鲁迅美术学院进修，也算是圆了自己上“鲁美”的梦想。 虽然任子千是个自由自业者，用他的话说“正经的上班”没有几个月。但是，他从来不为生计发愁。那是回到了黑龙江，他就在家乡干起了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室内装修”的活计。那时刚刚改革开放，人们做家具修房子都会请写能画的师傅，画画墙和柜子什么的。一个活几天下来能挣上二三十元，“在那个时代，也算是生活无忧了”。 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任子千开始把事业往大弄——开过影楼，干过广告，用他的话说，是在“折腾中一直都没有和画画断过”。“只要画画的根在，一切都会向正常的轨道发展。”任子千说。 由油画到国画的变化，任子千认为是水到渠成。“东西文化是两个不同的载体。西方阳刚，东方阴柔。而在我看来，水墨才是表现自然界万事万物最为根本的物料，水墨画法，也是哲学表现艺术的最极致的方法。似与不似，相与无相，才是中国哲学的根本追求，在西方艺术家眼里，这很难做到。” “西方艺术大师毕加索就是在逐渐顿悟中参透绘画的本质的，他从画牛开始渐悟，最初画的牛很完整，事无巨细，生怕漏掉什么，但是画到最后，就剩下一根线条了。那是最美和最简单的牛，生动活泼，比具象的牛要有韵味的多。”任子千认为，“毕加索就是受到东方艺术的启发，最大成的艺术，就是神似而非全似。” 任子千出道时书法师从王友谊，绘画师从卢禹舜，而在他看来，自己的渐悟和顿悟，大自然的流行无法，是自己艺术道路上的最大老师。如今，任子千“归隐”在中国最有名气的艺术家聚集地宋庄，这位“真如堂主”开始了他本心的发现和践行。“古人和自然是最好的老师。”任子千说。 遁入禅门 八个月大的时候，任子千不幸患上了小儿麻痹症，致使腿和脚落下了残疾。1975年，他住在昆明军区总医院做手术，用羊肠子线来矫正脚和腿。那时“一只脚几乎是直立的，与地面成九十度角，穿上鞋经常边先磨坏了”。 “那时候，我和军区的领导住在一起，虽然在医院，但在生活上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任子千回忆道。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任子千人生中就是这样过来的。一次骑摩托车，一不留神被甩了出去，躺了一百多天。又一次，开水倒在了裤子上，把衣服和皮粘在了一起，掉了一大片…… 任子千喜欢研究各种宗教，那是他还去基督教堂，参加论经会，和别人辩论。 任子千是与佛有缘的人。 十几年前，齐齐哈尔有个大乘寺开庙会。任子千没有去，他的一个朋友去了。朋友遇到一个和尚，聊天，说道心中有烦恼怎么去除。那个和尚用一把壶作比喻，祥瑞地说如何把画上的落尘去掉，擦是擦不干净的，永远都会有灰尘在壶的上面。和尚最后起身把壶直接拿走了。壶没有了，烦恼自然也就不在了。 朋友回来和任子千讲起了这事，他突然顿悟，想到了什么，叫上朋友和几个师兄弟就去找这个和尚。 和尚住在离县城十二里地的地方，适逢秋收，他在家里忙活农活。“我们去了找到后，师傅就烙烙饼招待我们。” 后来任子千在两天的时间里和师傅讨论“有和无的概念”。那天想回家了，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在师傅那里，他一住就是七天。 从此后，任子千拜在这位五台山上的大和尚——慈下觉禅师门下参禅修道，对佛、道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曾说：冥想、神游、心物感应，是东方关于生命宇宙之谜求索求解的一种特殊体认方式。艺术家只有到了一种物我不二的境界，才能称其为是真正的艺术家。 这么多年来，任子千用中国文人的情感和责任一次又一次地审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审视西方文化，并深得其精髓。中国水墨画是传统文化的宿影，文化的深度决定着其艺术的高度，子千不仅从绘画上感受，更是从文化宗教的更高层面上去学习感受，他上从秦汉六朝，下到隋唐宋明，外从西方古典主义到印象派，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并以一个艺术家的睿智，准确地找到了东西方艺术精神本质的契合点，并融通于中国水墨艺术，创造出了与时代同步并具有东方民族精神的作品，实难可贵。 功夫在外 许多人试图用传统文人画的理论话语观照、品评任子千的绘画创作是徒劳的。尽管也花费了相当一些功夫在他的作品里搜索，但是，最终期望还是落空了。
任子千的绘画并没有、或者说没有完全延续传统文人画的“载道”“达情”的创作路向。 许多评论家发现，在任子千的画里，看到和读懂的是禅机。 “任子千这一种决绝的风格，似乎是很潇洒的就把别人倾其一生都在追逐的东西，从自己的绘画创作中放逐了。的确，任子千所放逐的无疑是传统文人绘画里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那一部分。以“载道”和“达情”两者来认识传统的文人绘画还是大致不差的，从王维苏轼到徐渭陈淳再到八大石涛等等，这些被我们尊为大师的创作者，其创作理念，概莫能外。”这是评论者对任子千的评价。 任子千的不以为然，是以他对绘画本体的尊重和肯定表现出来的。与传统的文人书画家不同的是，任子千非但没有将绘画的技法视为自我表现的某种障碍物，而是对于他来说，这些似乎就是绘画的全部。事实上，这也就是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全部。虽然我没有见到过任子千的创作过程，但从他的作品中无疑可以看出，他的创作应该是属于精雕细作那种类型的，或许，他也是相信慢工出细活（更准确地说，不是细活，而是巧活）的。如果非要从历史事实中寻找依据的话，大约，宋人山水画家所提倡的“五日一石、十日一水”的创作手法、创作态度是他所心仪并乐于采纳、付诸实践的。很难想象，任子千会很潇洒的寥寥几笔就能完成一件作品，他的作品很显然是需要付出长时间的耐心细致的劳作才能完成，他的工作方式，似乎也会与文人们所不齿的匠人之流不无共同之处。 从题材上面来看，任子千山水、花鸟、人物兼善，水平相当、似乎没有优劣高下之别。作为画家，这当然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这却并不是最重要的，在我看来这恰恰不过是作为画家，首先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所以也就不是这里要谈论的重要话题。我所关注的是，任子千的山水、花鸟、人物的创作，基本上都统一在一种风格之中，这种风格，似曾相识，但仔细分辨的话，却又并非如此。从表面看来，任子千的绘画风格似乎与清代龚贤、扬州八怪的创作风格一脉相承，比如笔墨的苍茫厚重、造型的古雅丑拙等等。但仔细的比较，却会发现，在相同的表象之后，却是有着更多的不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本来，任子千就不是那种亦步亦趋的泥古不化者，他已经看到了传统文人画的拙陋之处，那么即使他有所继承、有所借鉴，也不会全盘接受。 任子千的绘画里面有着一种苍茫、有着一种厚重、有着一种阴郁，似乎诉说着一种被感知到的苦难与悲剧。 水墨艺术离不开笔墨，笔与墨的结合，乃是来自于五代荆浩的思想，他说：“吴道玄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浩兼二子所长而有之。”这说明中国画技法的演进，是笔墨缘起的真正动因。甚至与恽南田说：“有笔有墨谓之画”。可见笔墨二字在中国人的心目里，已经不仅是强调绘画的技术问题，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心性本真的表露，古人对笔墨是非常讲究的，如“一波三折”，如屋漏痕等，现代宾翁也提过“七墨法”“五笔法”。然今人能得三分者，已不多见，尤其是那些把意笔草草却美其名曰是“逸品”者，更是可笑之极。真是画道之衰，皆因文人未潮流江湖朝市之弊。子千曾说：“真正好的笔墨你是看不出它的痕迹。就像一颗自然界生长的小草，它的生长轨迹我们是看不出来的，它既不狂放，也不滞碍。此所谓自然之道也”。可谓一语中的。 功夫永远来自本业之外，才是正道、大道。 任子千用禅道来解释书画，也用来解释人生，散淡和不经意之间，却是生活无数的本源。简单、易行、不贪、不嗔、不痴，保持自然态，就是大道自然的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