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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恩泽
背景：自去年10月份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升级，我国珠三角和江浙一带不少外向型加工企业出口严重受阻，企业相继停产、半停产甚至倒闭，造成了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的大潮。
2009年2月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背景吹风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宣布，约有两千万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返乡。这是迄今为止官方媒体公布的最权威的农民工失业人数，其数目之巨令人咋舌。
我国目前农民工数量已经超过2亿，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大军的一支重要力量，外出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占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1/3，占新增年纯收入的一半以上。农民工的稳定就业和有序流动不仅关系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更关系着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稳定。
从1989年“民工潮”乍起，到2009年“返乡潮”涌来，时隔二十余载，农民工从来都是中国大地上一个至关重要的群体。回顾这个群体的历史，洞见这个群体的演变，分析这次返乡潮的危机，是现阶段处理好农村与城市关系，甚至是保障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命题。
视点1：“民工潮”二十载
我国发轫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民工潮，波澜壮阔，举世瞩目，曾被美国《时代周刊》惊呼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构成了当代中国气势磅礴的一大社会景观。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沿海出现了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浪潮，城镇对劳动者的需求量不断上升。此时，政策的松动使20多年苛刻的城乡隔绝体制开始破冰，地域流动的闸门开启，到1989年，全国外出务工人员已达3000多万人，很多地方开始有组织、成规模地向外输送劳动力。
1989年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农民工大规模迁徙，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波“民工潮”。那年2月，春节刚过，百万民工“进城潮”弄得各地政府手忙脚乱，从河南、四川、湖北等人口大省出发的数百万民工把全国的铁路、车站挤得客流爆满，各大中城市的就业和治安面临巨大压力，社会舆论为之哗然。
随后，中国民工潮与中国经济一起快速发展壮大。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城市粮食供应制度取消，4000万农民工进城务工；90年代中后期，廉价的劳动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消费潜力使中国沿海地区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重点承接地，农民工流动的数量每年以800万至1000万的速度增加，最多时在城市的农民工总数达到1.2亿。
1998年以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不仅没有卷入那场灾难，反而通过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使珠三角和长三角幸运地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带，中国工业布局迅速向这两大经济带集中，广大农民迅速流入，加入产业大军。
2004年春节之后，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曾导致部分农民工回流，东南沿海甚至一度出现“民工荒”；但是时隔不久，2005年，民工潮再次兴起，并一直延续到2008年下半年；随着此次金融危机的到来，押宝于出口导向的沿海中小企业纷纷倒闭，2009年春节前，大批农民工因企业倒闭提前返乡，就此，激荡20多年的民工潮陷入低潮。
然而，农民工的这次大批返乡与大批入城一样，这个群体的每次迁徙都将给人们带来诸多忧虑。
视点2：不再甘当过客
民工潮20年激荡至今，眼下的农民工主体已经普遍是“80后”，他们是最早一批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有社会学家称之为“第二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
第二代农民工的心理相较于他们的父辈，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理想是“挣些钱，回家盖房娶亲生娃”，那么今天的农民工已经不再甘心于此，他们想要留下来，改变自己甚至整个家族的命运。他们不再是暂居城市，而是倾向于长期居住，并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他们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依恋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他们维权意识觉醒，开始诉诸法律和舆论维护自己的权益，总之，他们不再只是城市的过客。
异乡不再有虫鸣，故乡可望不可归，第二代农民工当年离开村庄、跳出“农门”，在长期城市生活的耳濡目染之下，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已经城市化，尽管城市政府的一系列公共政策还没有接纳他们，但他们对城市的依恋已经无比强烈。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虽说大批农民工2009年春节前无奈地提早返乡，但他们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成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今天的农民工已经成为现代城市建设的主力军，是这个城市的建设者，也同样有权成为建设成果的分享者，他们一直心怀加盟城市的梦想。然而，城市却总是对他们另眼相看，歧视他们，排挤他们。目前城市对进城农民工采取的是“经济吸纳”和“社会拒入”的双重态度，一方面，城市经济发展需要他们这些廉价的劳动力，而另一方面，城市社会体系又拒绝他们，甚至将其视为城市不安定因素而多方防范，把他们打入另册。
从第一次民工潮涌起的1989年至今，20年间，政府的农民工政策也曾摇摆过，时而松动，时而严苛。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必须要正确对待农民工群体，切不可把他们只当做一个打造‘世界工厂’的临时‘蓄水池’——当需要廉价劳动力时，就接纳他们；当企业受挫时，就让他们回家种地。”可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始终是悬在农民工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只要二元体制不破除，农民工就仍被隔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住房、医保、孩子上学等切身利益的保障之路就仍然任重道远。
视点3：返乡潮孕育矛盾
当前，2000万农民工滞留农村，形势严峻，农民工成规模返乡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综合社会影响，其可能带来的一些社会矛盾不容忽视。
首先就是土地的问题。许多农民常年在外务工，家中土地转租他人，如今他们返乡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至少还有地种”。在湖南岳阳市的个别乡镇，回乡农民工因为家中责任田已经被转包，整天无所事事，被动地等待形势的好转。
土地之外，大量农民工返乡将给农村社会事业打来莫大冲击。很多乡村都有大量外出务工人员，他们除了户籍在本村可能已经一无所有，这些人失业返乡，失去了经济来源，吃住、医疗、子女上学等问题自身无法解决，将增加当地社会事业负担。以子女上学为例，目前四川返乡农民工中随返子女已达2万人，大多数需要回原籍读书，给农村义务教育带来新的压力。
同时，从去年经济危机恶化开始，很多农民工的工资锐减且已经很少按时发放，截至企业倒闭，被迫返乡，还有很多人的工资没有结算，这自然就是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侵犯，这很可能成为激发新的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而且，缺少了这笔收入，对农民工的回乡安置也将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
最后，大量农民工的心态失衡，也将是社会的重要不安因素之一。如前所说，新生代的返乡农民工多数中学毕业就外出务工了，他们已习惯了城市生活，已经不甘心再做城市的过客。这一群体正处在精力旺盛、头脑活跃的阶段，此时回乡的他们还能够心甘情愿留在土地里吗？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就曾说过：“我们要特别关注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会做农活儿，很难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习惯了城市生活，其对身份和社会定位的彷徨，如果不及时疏导，很容易引发心态失衡，继而出现新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重视返乡潮的社会影响，正视这些蕴含的矛盾，最大限度安置好返乡农民工，最大程度保障农民工权益，最大幅度提升农民收入，将是应对返乡潮、化解潜在矛盾的治本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