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提出“生产要素” 理论 ，这在1776年对经济学是一个突破。它告诉我们，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引导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使它们变成财富。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其中一项要素的数量过剩，那么就应该去发展那种将会大量消耗这些要素的产品和产业。该理论听起来很符合逻辑，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也是这么倡导的，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便宜、过剩，所以我们就应该将这些劳动力用于廉价产品的生产，而这符合“经济规律”。
创新陷阱1：过时的“生产要素理论”
但是，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社会，驱动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已与亚当·斯密的1776年大为不同了。发达国家如美国之所以能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是因为他们创造财富的关键“生产要素”是先进的知识和人才，而不是劳力、土地。查看美国就业分配比例变化就知道答案了: 1820年，美国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就业比例分别为70%、15%、15%；而2006变为6%、15%、79%。它在1820年人均GDP为1231美元 (1990年美元计), 而2006年高达42000美元。注意，这里所说的服务业主体不是足底按摩、酒店餐饮式的低端服务，而是像芯片设计、IT集成、战略顾问等等高端服务。
知识——“新劳动力”要素
首先，在现代全球经济中，知识是关键的限制性的生产要素，而不是传统意义的付出汗水的劳动。当今世界上有太多过剩的无特殊技能或只有一点技能的劳动力，因此，其价值相当低，低到不能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在全球经济中，一个收割水稻或铲煤的人，他们处于价值创造的边缘地位；而同一个人，如果拥有先进的工程、科学或企业管理知识，就可能使经济发生彻底变革。因此，可以说知识已经取代传统劳动力，成为现代经济的主要“劳动力”了。
全世界都认为美国是全球先进创新中心，这其中顶尖移民人才带来的贡献惊人。从1995年至2006年，由移民创建的高科技公司有52.3％在美国硅谷，25％在全国范围。到2006年，这些公司雇用了450000名工作人员，直接产生520亿美元的收入。这些移民CEO们对GDP的间接贡献估计每年超过2000亿美元，并逐年增长。如果估计非CEO创新者和那些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产生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美国的GDP有很大部分依赖于从世界各个地方不断流进的顶级人才。在上海，我有一个92岁的老邻居，他的7个孩子都在美国找到了自己的未来。他的子女和孙辈都可能成为美国经济的创新动力。
哈佛商学院教授William R. Kerr总结了一个现象：“虽然移民约占美国劳动人口的15％，但他们当中博士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却占了美国将近一半的比例。在博士队伍中，获得诺贝尔奖、被推举进入国家科学院、获得专利奖项等等，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移民。他们是美国技术发展非常强大的贡献者。因此吸引和留住这支高技能的队伍就是美国国家利益，这是提高我们国家创新率所采取的一个最简单的政策杠杆。”
令人悲哀的是：中国向美国输出的顶级人才数量之多，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之相比的，70%的留学人员留在了美国。这意味着中国将数以万计、数以千亿美元的创新拱手送给了美国。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创新、发明需要优秀人才，需要合适的环境条件，而在被固化为“全球打工仔”位置上，中国的低价劳动力如何变成人才？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又拿什么来留住自己的人才？更何谈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人才！
商业生态系统——“虚拟地产”
同样，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正在被取代。因为在互联网信息时代，场地及与原材料有关的要素已经不再那么重要，网络沟通和合作相对更重要。谷歌、Infosys、SAP、阿里巴巴等公司的巨大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某些有利的位置、建筑物或土地，相反，他们是改变传统经济的企业，他们建立了紧密集成的商业生态系统。实现全球联系和思想交流的商业生态网络正在成为新的“虚拟地产”。
互联网作为信息来源和通信平台已拥有超过10亿的用户，是全世界最流行的“社交”场所。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它在经济领域的更重要作用是被科学界、商业界、教育界和政府用作网络合作的平台。例如，在医学商业生态网络，超过152万个医学研究人员将他们在750种不同疾病领域研究的最新治疗方法与临床经验和广大公众分享。从最初1971年的25名医学研究人员的网络到现在超过每月1000万用户的生态系统连接，创造了比任何“老地产”的购物中心或复杂的办公室更多的价值。沃尔玛商业生态系统允许全球6000家供应商分享其实时销售信息、发展战略和网络群体文化。研究表明，沃尔玛的商业生态网络为它带来近35 ％的成本节约（或利润获得），创造了绝对竞争优势。
IBM的商业生态系统更是其创造价值的重要元素。例如，最近它启动的一个72小时“创新果酱”网络，将其雇员、大学学者、研究生、技术人员、商界领袖和客户连接。在这个网络中，来自104个国家的14万成员已贡献出37000个创新创意，这些创新创意中，有些价值连城！这就是为什么IBM能在全球专利注册上保持15年的领先地位，它每年注册3200项专利、直接为其贡献超过10%的利润。2008年，IBM的企业价值超过了1577亿美元，但拥有的土地、建筑物、实验室和其他有形资产只有143亿美元---只占其价值的9.1 ％。驱动IBM创造价值的不是土地。
在知识经济中，拥有并运用商业生态网络这个要素所创造的价值，是传统的土地等资源所望尘莫及的。但是，中国的土地价值远远高于商业生态网络的价值，这个重要的“生产要素”至今仍然被牢牢固守，也因此才会出现用出售土地来计价GDP增长的荒诞理论。
组织流程——“创新工厂”
商业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主要用于工厂的机器或商店的有形产品，但它的重要性正在被无形的创新性的组织流程取代。如何创造性地创建一家技术公司、如何管理好渠道公司的客户关系、或者如何控制好金融服务公司的投资风险？这些已经与传统的资本概念无关，但它们都已成为知识经济中创造财富的“机器”或“工厂”。组织流程的重点就是基于空间和时间去解决“如何创造价值”的问题，它是“动态能力”的关键，是“创新工厂”。
组织流程直接与知识产权（IP ）的诀窍和商业秘密密切相关，因为，一个使客户价值最大化的有效的组织流程是在使用所有必要的商业资源的同时，能够实现成本控制、创造高效和把握完美时机，所有这些，都是隐形知识，是诀窍。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有卓越的组织流程诀窍，那么它就可以用 “业务流程外包”来创造价值，从而驱动经济增长。
以“创新工厂”要素创造经济可能是未来的中国经济，且在一些领域开始有了成果。例如，无锡药明康德就是一家拥有组织流程诀窍的企业，这使它能向全球制药公司、生物技术公司以及医疗器械公司提供一系列全方位的实验室研发、研究生产、生物制剂测试以及生产服务，范围贯穿制药和医疗器械研发全过程。即使在全球危机下，这家公司仍然有74 ％的增长。
东软集团是另一个“业务流程外包”的“创新工厂”。它在创造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还管理和开发全球20家著名企业软件产品，并创造15000个高技能的就业机会。自1994年以来东软的收入增长了近13000 ％。东软“创新工厂”的秘密就是嵌入到组织流程的诀窍。神州数码是驱动中国经济的另一颗“创新工厂”新星。它正为中国的银行、企业及地区提供高效的组织流程，通过IT解决方案教他们如何建立“创新工厂”，为中国提供和培养了8500名高科技就业精英。
面对“创新工厂”的新要素，中国的企业家们已经走在了政策的前面，他们正在创造数以百万计的、资源节约型的、无污染的就业机会和有竞争力的经济增长。但是对于中国的国家创新建设来讲，国家战略和策略还在传统理论中兜圈子。有句老话 “如果你继续做你以往所已经做的，那么，您能期待的最好的情形就是你现在所有的。”
创新陷阱2： 比较优势理论
一个国家或企业的比较优势是“比较优势理论”的结果或是原因？这看似复杂的问题，其实很简单，通俗来讲就是说：一个人（或国家，或企业）所拥有的优势是天生的或是后来创造的? 在19世纪和20世纪以前，贫穷国家被告知，他们贫穷是因为“天意”。后来，他们又被告知，他们贫穷是因为“经济规律” 如“比较优势”的使然。
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发表的“政治经济与税收的原则”中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所有国家都可以从贸易中受益，即使他们没有一个绝对的价格优势，但各国可以分工生产自己所拥有的低成本优势的产品。“比较优势理论”与“生产要素理论”有关，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国家使用其最丰富的生产要素来重点发展相应的产业，生产相应的产品，并通过生产出来的数量来衡量比较优势。按“比较优势”的概念，较穷的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重点专注于低利润产品的行业，而不应争取做全球经济最有价值的部分。这分明是“完全劣势”论，而不是“比较优势”论。
你有很多人口是否就应该生产很多大米呢？按照“比较优势”论，二战后的日本最应该成为一个农业生产大国。但是，事实上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汽车制造业根本没有比较优势；一个多世纪前，美国在电子、信息、生物等技术领域并没有比较优势；在1945年，俄罗斯在航空航天业同样没有比较优势；而在上世纪80年代，印度在服务外包方面也没有比较优势。但是，这些国家具有雄心勃勃的愿景，并将理想规划成可能的未来，然后，他们专注于付出努力，集中资源投入，结果，他们的梦想变成现实。美国、日本等国能在竞争中崛起，其产业占据高附加值的位置并且拥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并非与生俱有，而是追求和努力的结果，这正好与“比较优势理论”相反。
战略决策顾名思义就是要有选择——根据多个可能性作出最佳选择。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在推崇“比较优势理论”并以此为国家提供发展战略参考的时候，考虑更多的是绝对成本(劳动力、土地、原料等)，却对机会成本视而不见，这使得中国没有选择发展难度大、但含金量高的产业，而我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机会成本的代价。例如，放弃飞机和汽车业的发展，经济学家没有意识到，这等于也错失发展先进的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材料技术等领域的机会，同时，还不得不将自已在这些方面的需求市场拱手让给西方企业。这些进口市场的财富有多大？大到无法用出口的衣服鞋帽来衡量，而且由此失去的话语权更无法计算出真正的损失和损害。
不可否认：“比较优势理论”从来没有为中国带来真正的竞争优势。而且，它把中国拖入一个危险的、诡异的陷阱之中。为了在全球低附加值产业的位置上做得更好，中国不得不把大部分的资源（包括人才资源、环境资源）分配给加工生产所需的要素方面。但是，绝对成本的不断提高，正逼迫中国经济不得不考虑向高端转型，但是，转型需要的不仅仅是资本，更需要的是人才、知识、经验曲线、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但是，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一直在价值链的低端拼命，有多少经验、人才、企业是可以用来轻而易举地支撑转型呢?这三个“但是”，正好表明我们“有愿望无能力”的窘境。在一张白纸上好作画，在一张浸满了墨迹的纸上就没有这么容易了。这个机会成本还要随时间的递进而增加。
如果这么讲还不清楚，那么我们看看北京与韩国现代合资生产索纳塔，是什么结果呢？只有四个轮胎和一个电瓶由中国制造！自主创新天天喊，三十年过去了,却更难下手。中国遵循“比较优势理论”制定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希望走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自主开发的路径。结果，我们是深深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与此同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生产电池的民营企业——比亚迪，在没有任何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天不怕地不怕地将自已研制生产的电动汽车推出市场，让世界为之一震。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如果中国不受这些陷阱式的“经济定理/规律”束缚，那么她可以用自己的思想、智慧和决心塑造出她真正想要成为的国家。“在天空中，东方与西方没有任何区别，这些区别是人们通过自己的思维创造出来，然后相信它们是真实的。” 中国之所以身陷囫囵难以自拔，那是因为我们的思维被人引入歧途，我们正在按照别人所设计好的“理论”，一步一步陷下去，而这正是那些想对我们造成危害的人所期待的。再次引用约翰.凯恩斯的话，“困难的是，不是没有新的想法，而是如何摆脱旧的想法。”
（作者吴霁虹为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企业创新与管理研究所长，伯克利加州大学中美战略合作研究中心创始人、首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