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货币阴谋：全球化帝国阴谋与金融潜规则》
发动政变是除掉反西方领导人的典型策略。剪除他们在党内的力量，抓捕激进主义者，对整个社会施加压力来颠覆改革的成果。这类策略中最著名的也许要算皮诺切特将军在1973年9月推翻智利政府，直接导致前总统萨尔瓦多和他几千名追随者的死亡。许多国家的政变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关，如1953年中央情报局推翻了伊朗的穆罕默德政权，1964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权被推翻，1971年伊迪将军在乌干达推翻了米尔顿政权以及1965年苏加诺在印尼被赶下台，所有这些政变都曾受到中央情报局的支持。 如果暗杀失败或者没有可以收买的军官，那么军事干预就是另一种选择。这种干预有时采取在内战中寻找代理人的方式，通过恐怖活动和游击战相结合来推翻政府或者令人们渐感厌烦。这场折磨人的战争最终只能以选举对手被打败或谈判结束。反对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战争就是个典型的例证。另外，美国为了反对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政府，在南非军事力量的配合下采取许多行动，不但摧毁了两个国家的经济，而且造成成千上万人丧生。 直接军事干预是当形势极度恶劣时采用的方式，这也是可能导致政权改变的方法。越战的例子似乎拿这种最不引人注意的方法检验了大国的力量。现在由于苏联的解体和高科技武器的装备又把这种方法推向了前台。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军事理论家充分利用了军事革命所带来的好处，包括无孔不入的监视技术、网络中心指挥和军事力量控制技术、精确的供给等，这些措施增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自信。正如贝洛克对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对殖民地采取霸权政策的描述：“我们有格林机关枪，而他们却没有。” 1992年，乔治·布什政府国防部的副部长，新保守主义者保罗· 沃尔福威茨，陈述了布什主义的“防务规划指南1994～1999”，这个政策计划强调了三点：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国的利益将是至高无上的；美国认为需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时，有先发制人的权力；还有在中东地区，主要目标是保持“对该地区反抗力量的控制”，从而保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能够得到该地区的石油。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正是这种言论的体现。切尼，现在是布什主义的拥护者，他在谈到1991年海湾战争和倒萨的后果时，说道：“我认为美国军队介入伊拉克战争就像进入泥潭一样，我们绝不希望以这种方式陷进去。”时代已经变了，在一个未来面临着石油短缺的世界中，伊拉克石油储备有着巨大的诱惑。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控制中东作为权力支点、获取有利的合约和让步的前景，所有这些都使得美国进行长期干预，而且很难从中抽身，就像格列格·穆特在报告“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中讲的那样。安德鲁·J·巴切维奇，一个保守的军事理论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使地缘政治重要性左右摇摆的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地区；除了自己，傲视其他政治经济原则的合法性；宣布已经存在的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宣称在全球展开军事布局不是为了自卫而是为了打击别人，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些都是一个帝国治理国家的行为。” 然而，在1776年，帝国被接受的条件是，它统治下的臣民认为他们可以获得利益，并且把他们的渴望局限在统治者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现在，第三世界的权要们有足够的机会过上第一世界那种富裕生活，但是同时，还有20亿人拥挤在城市的贫民窟中，高额负债又阻止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这种环境下，布什政府还叫嚣着战争不会结束，除非帝国的控制之网得以顺利运行。但是，就像安东尼娅在“全球正义运动：抵制之网”中指出的：世界各民族似乎正下定决心，要努力缔造一个民主的世界，来取代全球化，而不是永远生活在帝国的阴影之下。 【注释】 ①尼尔·弗格森，“欢迎新帝国主义”，《卫报》（Gudian），2001年10月31日。 ②斯蒂芬·金泽，《伊朗国王的臣民——美国的妙计及中东恐怖行动的根源》，纽约：Wiley，2003年，第2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