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系列专题：《货币阴谋：全球化帝国阴谋与金融潜规则》
这些秘密安排完全都是为了阻止正当权威机构的调查，但是为了进一步保证客户的安全，大多数的信托基金都订立含有“逃遁条款”的合同，这个条款使这些客户的受托人在一遭到调查时就能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另一个管辖区域并指定新的受托人。毫无疑问，这些服务要价不菲。但是这些客户的潜在收益和税收节减远远多于这些。 偷税是我们很多客户的主要目标。理论上，税收行业在逃税和合法避税之间做了很严格的区分，逃税涉及欺骗性申报。但是在实践中，两者间的区分很不清晰，英国一位前财政部长就这种混沌不清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浓厚得跟监狱围墙一样。”⑧我在泽西工作时所使用的大部分税收方案很可能通不过那些受益人所在国家税收当局的详细审查。如果他们的税收方案是严格合法的，他们就不需要秘密银行账户和离岸信托了。当然，任何问起这个秘密的人，他们可能得到这样的回答，那就是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什么地方的存款者，他们的税务当局都要求他们申报收入，但是业内人士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相信其金融状况能够瞒天过海，不会为人所知。 税收筹划者通过很多方式来证明这种极度隐秘性的必要。最经常使用的证明方式是，在一个充满政治风险和专制的世界，人们需要保护自己以免受到来自贪婪政府力量的压榨。隐秘性，根据瑞士银行家协会（极力想摆脱纳粹金币丑闻给他们带来的臭名）的成员银行在财经出版物上用半版的广告来向人们描述的那样，“就像人们呼吸的空气那样必不可缺。”一位来自美国遗产基金会（U?S??based Heritage Foundation）的避税港倡导者曾将离岸市场的隐秘性与保护沙特阿拉伯同性恋的必要性联系起来。⑨我曾经从事的国际发展方面的工作使我对人权问题极其敏感，但是在我3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没遇到哪怕是一个调查记者、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贸易联盟的激进主义者、人权运动参与者或者容易受到任何政治极端势力极权政府迫害的人使用秘密的离岸市场账户。相反，恰恰是那些独裁者，比如，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赤道几内亚的特奥多罗·奥比昂、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还有他们的亲属和亲信都利用离岸账户来藏匿他们盗得的赃款和逃漏税。如果细细考查，我们就可以发现“离岸银行的隐秘性保护了人权”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给全球化商业的车轮加点润滑油：逃漏税的运行机制 很多公司的逃漏税涉及贸易的不当定价。我们的很多客户都是跨国企业，它们利用避税港通过所谓的转移定价将利润从高税率区域转移出来，转移定价是指由同一个人所有的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公司进行贸易的过程。从技术层面来讲，转移定价是合法的也是必需的，因为大多数世界贸易是发生在同一公司的不同子公司之间的。但是在实践中，跟转移定价有关的国际惯例大部分都缺乏效率，因为同一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交易的商品没有市场价格可循。因此跨国公司利用它们设在避税港的子公司来抬高进口价格，压低出口价格，以此大规模地减少税负。有些无形资产如专利权还被挂在离岸区子公司名下，这样它们能获得比在本国申请时高得多的估价。在泽西工作时，我见过一些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和石油经营商、制药公司的子公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向离岸区转移利润的。 我们的某些客户是小公司的业主，这些小公司大多都设在发展中国家，他们设立离岸公司以便能通过一种被称作重开发票的手段在泽西达到洗钱的目的。重开发票表面上看来就是将商品或服务先卖给在避税港的第三方，然后再卖给最终购买者。在实践中，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一场骗局，旨在欺骗当地的税务当局，这些经过离岸区非法转移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最后都留在了隐秘的离岸区账户。有些资金后来则披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外衣绕了一圈又回到国内，而这些投资一般都享有税收优惠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