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货币阴谋：全球化帝国阴谋与金融潜规则》
我的很多同事对由我们的工作所带来的各种后果的指责并不关心。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我们这个小岛之外的世界一点都不感兴趣。除了工作，他们的话题很少偏离当地的流言蜚语、汽车和房子价格这些主题。在工作中，我对那些在离岸信托基金和公司间流出流入的资金来源不予理睬，这些资金很多来自非洲国家。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在我们出去参加“周五万岁”的办公室饮酒狂欢会时，我的部门上司桑德拉·毕松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她对讨论那些事情毫无兴趣，而且从不在乎非洲发生的任何事情。桑德拉的态度很有代表性。她的生活乐趣集中在敞篷娱乐车和在周末喝得烂醉这些事情上。她憎恨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很枯燥而且日复一日、毫无生气，她仅仅将工作视作迅速致富的途径。很奇怪的是，我喜欢她，我们相处得很好。她的坦白，她对不那么富裕的客户毫不体谅更别说同情的做事方式、对有钱客户恬不知耻的奉承态度都让我目瞪口呆。在很多方面，她对享乐主义的虔诚和完全的自私自利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缩影。就像我的大多数同事，桑德拉从不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与其他地方的犯罪和不公正行为联系到一起。更重要的是，她根本就不希望做这些联系。 反复无常：合法避税的疯狂增长
“规则不过就是规则，规则是要人来打破的。”这是引自2004年3月《卫报》上的一篇文章。这些言辞不是出自一名带着面具不敢露面的反对全球化的激进主义分子之口，而是出自于对一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马施云（Moore Stephens）的一个公司税务合伙人进行的采访。在评论英国财政预算报告中的税收方案时，他接着说：“不管立法是否适当，会计师和律师总会有隙可乘。”在面临煽动犯罪的指控时，马施云会计师事务所慌忙跟它的这位合伙人的言论划清了界限——但事实的确如此。多年来，合法避税已暗中损害了国家的税收体制，而且“什么也无法挡住赚钱”这一观点也坚不可摧。 跨国会计和咨询公司毕马威（KPMG）代表了这种傲慢自大的具有颠覆性的态度。该公司税务部门的公司文化于2003年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在对从该会计师事务所获得的公司内部备忘录、电子邮件和其他信件进行披露后被曝光。在毕马威的高级顾问格列格·里奇的一封电子邮件里，他提请公司中主管纳税的负责人吉尔夫·斯坦注意，他说，即使监管者针对公司的高净值客户所使用的税收策略采取行动，从这种策略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也超过任何可能的法院罚金。“我们的一般交易，每桩可以收到30万美元，而最多只会有3?1万美元的损失。”另一份内部文件包括一个警示，说公司如果遵守美国国税局（IRS）关于合法减税的法定要求，毕马威将“不可能在有利税率产品市场中竞争。”这些对合法避税行业文化的披露促使参议院对此进行报告，其中称一个毕马威的高级官员已“有意地、有目的地，而且蓄意地违反联邦合法减税法。” 在支持这些企业文化方面，记者也起了一部分作用。他们写的文章对合法避税不加批判，不考虑它的社会经济影响，他们附和奥威尔关于税收行业执业者的说法，奥威尔将合法避税描述为“有利税率产品”、“减轻税收负担”、“前摄的财产保护”和“税收效率”。在泽西这个离岸区的工作让我明白在逃漏税和合法避税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离岸金融行业通常都达到了一种协调状态，那就是对其他的腐败和不道德行为比如军火交易熟视无睹，“佣金”被汇入离岸公司的账户以寻求对规模大的合同的保护，而内部交易操作则通过离岸公司的处理掩盖交易者的真实身份。复杂的法律架构和不同离岸管辖区间错综复杂的交易都是为了虚张声势，制造误导调查组的信息，而名义董事和不合作的当地监管机构则与调查者周旋，阻挠调查工作。正如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British Serious Fraud Office）的一位高级官员所言：“避税港就跟登记中心一样，我曾看到有些交易，其所有的交易决定都是在伦敦做出的，但却在避税港登记。在我的个人经历中，我们所得到的都是对合法调查的阻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