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修订已近完成，将首次试点高中教学 5月18、19日，在北京召开的两岸高中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交流研讨会上，中华书局对外宣布了引进并修订台湾地区高中国学教材《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引进后名为《中华文化基础教材》）的消息。这本教材内容以儒家经典《四书》为主，最早将于6月底出版，并首先在北京四中、广州华师大附中、上海复旦附中等知名中学高中阶段试用，之后再推广到其他教育机构。 综合几位当事人董金裕、钱逊、顾青的忆述，事情的开始可以说有些偶然。学者们对复兴“国学”的共同期望，是看似偶然的相遇能成就此事的最大内因。 是授权而非引进 在2012年5月在四川大学举行的弘扬儒学会议上，台湾地区《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的主审者、时年67岁的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董金裕遇到了国学大师钱穆之子、时年79岁的清华大学教授钱逊。相谈之下，董金裕将自己在2012年新修订的这一版教材赠于钱逊。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教材里“今人今事”部分讲述的，正是以钱穆作为教育家典范的案例。 事有凑巧，中华书局当时正考虑从境外引进一本国学教材，却迟迟难定。中华书局副总编顾青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目前大陆的国学教育一般都散见于语文及历史课堂，没有单独形成一个课程。但现在全国的中小学普遍有这个需求，有些学校自行开设课程，但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对应的教材。于是，中华书局找到了钱逊。 “他们跟我提过这个事情，说有引进教材的想法，而我正好知道董教授的教材最近做过修订，也了解情况，于是就跟中华书局介绍了董教授主持修订的这版教材。”钱逊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国学教育最重要的是要影响青少年，台湾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年，我主要是对这个感兴趣。”顾青拿到这本教材后，感觉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我们已经调研了全国各地、海内外的同类国学教材，台湾这本教材使用了多年，比较成熟”。 于是，在四川会议结束后约两个月，经由钱逊穿针引线，董金裕基本同意将教材授权给中华书局，之后事宜便由两方出版社具体协商。版权所有方是台湾康熹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熹”），专门从事教科书、参考书出版，康熹2006年买下董金裕版《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版权，并于2012年完成修订再版。康熹副总经理陈美妃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公司去年下半年与中华书局开始联系协商，到今年二三月达成协议。不过，由于两岸的特殊情况，这次的教材“引进”在程序上比较特别。 “不算是引进，应该说是授权。根据目前政策，台湾这边并不能派人员去大陆跟进，后期的修改等事宜都没有参与，所以没有办法实际合作。我们只是授权给中华书局，让他们来进行这个事情。前几年我们也与大陆的出版社有过几次合作，但也因为后期没有办法派人过去具体跟进，通常合作几年也就终止。”陈美妃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国学教材“本土化” 事实上，新华出版社在2008年就曾首次引进过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所长李主审版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并将之更名为《国学基本教材》，但顾青告诉记者，新华出版社当时推出的教材主要是作为大众读物，供普通读者学习使用，并未正式进入试点作为教材推广使用。而此次最大的意义在于，已经有一批合作的试点高中表示会使用新教材开课。 根据中华书局方面介绍，引进版教材与原教材在内容和体例方面基本一致。《中华文化基础教材》分上下册，上册为《论语选读》，下册为《孟子选读》与《学庸选读》，内容以儒家经典《四书》为主，面向高中学生进行分类讲解，分为22个单元，共计选入《论语》168章、《孟子》50章、《大学》4章、《中庸》4章。每个单元之前均附有“引言”，之后则设计有“问题与讨论”，各章中还穿插大量“章旨”、“注释”、“解读”、“相关名言”等板块。教材在编选上打散《四书》原有篇章次序，改采分类编辑的形式，多选择为人、为学、论仁、士、君子与小人等主题，讲述道德修养、教学、伦理、政治、礼乐文化等内容。 大部分单元后还列有“今人今事”与“历届大考试题”。在“历届大考试题”方面，原教材仅选择台湾地区高中大考试题，引进后的教材则改为以大陆的全国高考试题、地方高考试题以及高校自主招生试题为主，更符合大陆的教学实际，同时部分地辅之以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相关试题，用以拓宽学校和学生的视野。 “我们此前也做过调研，在台湾，这门课程的教材有五到六个版本，董先生主审的版本市场占有率在八成以上。”顾青告诉记者，“要在学校开这门课，中小学有课程化要求，比如一个学期安排多少个课时，讲什么内容，怎么进行考察，都会有一套设计。大陆很多学校没有开过这种课程，课本到处都有，但是如何能教起来，学生们如何能够学好，台湾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顾青认为，《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在课程化方面做得较好，因此在引入大陆修改时，基本框架和设计保持不变。“目前，北大中文系及人大国学院的老师在负责修订。改变主要在三方面，一是部分注释，我们会吸收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调整、纠正部分注释；二是台湾人的表达方式与我们不同，也会做调整；最后就是教材中‘今人今事’的部分，通过举一些现代人的例子让学生去理解古文里所传达的思想，原教材用的都是台湾地区的例子，大陆学生未必熟悉，我们会换过来。” 根据中华书局与康熹的商定，这本国学教材还会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即中华书局可自行组织人员修改内容，但在最后审定时，修改后的版本需要交由康熹及原主审者董金裕确认。截至时代周报记者发稿时，康熹方面与董金裕还未收到最后版本。“其实基本已经修订完，但是在18日的会议上，很多老师看到目前的样本并不是很满意，大家提出了一些意见，很多集中在‘今人今事’这部分，主要是认为例子太平凡，没有吸引力，于是我提出继续完善教材。”负责教材修订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表示。 教材虽未修订完毕，但其去处早已有了着落。顾青指出，《中华文化基础教材》首先将在合作高中进行试点，在教学中也会根据老师的反馈不断进行完善和调整，通过与这些知名高中的合作来检验这些经典教材。目前，按每学期上课16-18周、每周1课时计算，该教材可供使用两个学年；按每周2课时计算，该教材可供使用一个学年。他还透露，目前中华书局承接了教育部推广中小学国学教育的一个课题，《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的推广也被纳入其中。 大陆国学教育还面临师资问题 此次《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登陆”，不止在大陆受到关注，在台湾地区也引起了媒体注意。有媒体称这是大陆向台湾的国学教育“取经”。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传统文化这一问题一直困扰国人。对于大陆近年的“国学热”，用钱逊的话说，无非是想“重新建立人们的精神家园”，但这些良苦用心被认为停滞在“口号”阶段。这一次，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点改变。 “大陆目前在搞‘读经’等运动，但麻烦在于，它没有进入正式的教学体系，没有课时给他们。”董金裕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也赞同这个观点，“现在的困难在于国学跟应试教育没有关系，一是要纳入教育计划，给一定课时量，另一个是放入考试中。很多老师说利用早自习和补课的时间教授国学，这多是出于老师的喜爱和个人努力，没有进入正式教育体系。一位老师推动一个班级，一位校长重视推动一间学校，如果国家重视就能推动整个教育的情况了，我认为这是时间长短问题。” 参与教材修订的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附中语文教师黄胜所面临的，就属于梁涛说的情况。“我这学期开设的《国学经典导读》选修课，里面的《论语》导读部分，我用的就是台湾原版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估计最快下学期，就可以使用大陆修订的教材。从教师角度来讲，这个教材将文章分门别类，是很好的做法。结合现实去讲经典，学生能够理解，很多实际问题也可以回到经典当中找到价值根源。” 黄胜认为，学习经典对高考并不妨碍，它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决备考的问题。“现在高考作文部分重视思想，学习经典至少让学生有深层的文化积累，在此基础上才能有自己的思考。很多学生知道作文要怎么开头、结尾，也会三段式，但是文字里没有任何的思想内涵。”黄胜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说。 与大陆相比，台湾的教育体系中，传统文化所占比例要高得多。“台湾的“国中”目前文言文占比在50%-55%，高中估计有60%以上。”阎鸿中告诉记者，“其实在李登辉时代甚至更早，为了增加白话文比例，文言文的比例就开始被降低，一度降到45%左右。结果是近20年台湾人的文化素养、文字表达水平降低了。于是这几年又把文言文的比例调高。” 不过，教材只是一个开始。“大陆国学方面的师资看起来也有问题。因为少有科系在专门培养国学方面的师资，中文系看起来比较接近，但是只教语言、文学。台湾不同，台湾的中文系一定教经书、诸子的书。哲学系可能开课，但不一定是必修。这样情况下出来的老师来教学生，就会出状况。”董金裕说。 “现在面临的困难和特殊情况是，国学教育中断的时间太长，年轻人，包括他们的父母一辈，在成长过程中基本都没有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 ，而且这方面得到的信息多是负面的。近些年提倡国学，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很快有成效，也不大可能。现在这个情况，我认为已经不错，毕竟认为这件事重要的人愈来愈多。包括很多中小学校长老师认识到这点，正在努力去做。”钱逊表示。 从“中国文化”到“中华文化” 就在网上热炒《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一书有着近60年历史时，其主要审订者董金裕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了这一说法。“我在1988年开始编写这门课程（课程名原为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的教材，此前的版本并非由我编写，因为是为同一课程编写所以同名。你们所说的近60年历史，是从最早版本开始计算的时间。”
1954年前后，最早版本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早期书名）问世，根据董金裕所述，由于目前已经找不到这一版本的教材，主审订者是何人也无从考察。根据资料，最早版本的教材，只按原著篇章次序，选录《论语》、《孟子》的白文，没有注释。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这本教材才正式进入课堂。 其后，课程教材先后经历了李曰刚编译版本以及陈立夫、林品石编译版本。与早期版本相比，这两个版本虽然加上了注释或白话翻译，但由于篇章框架设计缺陷，令学生难以接受。陈立夫版本自1983年推出，更是反对声不断，才有了改编的下文。 统编教科书时代的终结 1988年，时任“国立编译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编辑小组召集人的董金裕开始接手改编教材，编写新版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董金裕曾任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现任政大名誉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专研理学及儒学。这一次的编写，用董金裕的话，最大的突破在于“不以《四书》原篇章次序段的框架，而是将所选录的《四书》重要篇章依内容分类排列。”这个改变，主要从高中生的理解、学习能力出发，以论语部分为例，分为《论孔子之为人》、《论学》、《论仁》、《论孝道》、《论道德修养》、《论士》、《论君子》等共12单元。这样的分类，令学生能够集中了解某一种传统思想，免去教师自行归纳的麻烦。 董金裕告诉记者，自己在编写教材前，与“国中”、高中老师经常接触讨论，最后才决定选择这个方式来编，而此前的版本都是按照《论语》、《孟子》的篇章次序来编写。“春秋战国时代编写的书，没有类别的概念。而现在给学生类别的概念，会比较好理解。” 1988年董金裕编写教材时，台湾的教科书编写方式还属于统编，多由“国立编译馆”编纂发行。1994年，台大教授黄武雄发起“教改”大游行，有近15000人参与，统编教科书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999年，台湾持续近半世纪的统编教科书时代终结，民间编写教材被开放，各校也可自行决定采用何种版本的教科书，而台湾的教育部门负责颁订教材标准，这就是所谓的“一纲多本”—这也是全世界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及地区普遍采用的方式。 尽管出版政策改变，但由于董金裕1988年版的教材极受欢迎，所以各个出版社几乎都是按照董版的方式来编写，架构一直沿用至今。康熹提供给时代周报记者的一组数据或可说明情况：目前台湾的高中一个年级大概有12万名学生，使用该课程的学生有8万-9万，而董金裕版的教材一年的发行量约在6万本。 不管教材编写方式怎么变，至2006年前的几十年间，该课程都属于“必修”，附属于台湾的国文科课程标准之下，每周授课一小时。课程持续高中三学年六学期，故教材总共有六册。 去“中国化”下的《论孟选读》 2006年则出现重大的改变。在陈水扁“去中国化”的政治动机下，《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课程作为台湾中等教育中传统文化部分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强制改革。不单该门课程从国文科独立出来，由必修课变为选修课，《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这一沿用几十年的课程名字，亦被改为《论孟选读》。《论孟选读》课程纲要规定，“各校可依实际教学需设计成一期二学分或一学年四学分之课程，每周授课二节”，也即是说，课程的授课时数被减少，教材也由六册变为一册或两册。 不过，根据台湾“教育部”2011年的调查，开设选修课《论孟选读》课程的学校，高达百分之七十几。“正因如此，我们后来才有信心将这门课程恢复为必修。到2012年，马英九政府又将其改为‘必选’课程。”董金裕解释道，“之所以没有改为必修，是因为原先必修的课时数已经被其他科目占据，只能作为选修课，但强制规定‘必须选修’。”与此同时，台湾社会上仍有“去中国化”呼声，故教材中的“中国”两字被改为“中华”。由此，《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变成了《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不过，将课程强制规定为“必选”的做法在当时也引起不少人的反感。“这是政治手段，其实不合乎程序。即使我们赞成《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的教学，也不赞成这种政治手段。”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阎鸿中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