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 《中国经营报》：2011年末工信部出台《石化和化学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以来，又有多个重化工项目引起公众注意，其中也包括去年引起争议的镇海PX项目和目前的云南安宁炼化项目。我们注意到公众对重化工布局的合理性存在很大质疑，甚至怀疑目前的重化工布点完全缺乏总体引导，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魏后凯：不能简单理解为没有指引，规划已明确提出PX建设要原则上依托炼化项目布局，要充分考虑极端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确定合理的安全防护距离，提高项目建设安全环保标准。但规划是一个全局性的战略部署，没有对具体布点做出更细致的安排也在情理之中。对于具体项目的布点，要进行项目可行性论证和环境影响评价。在规划和区域层面，还要经过战略性环评，以确定各种项目的综合影响，确定哪些地方的排污总量已经饱和甚至超负载。 我知道的是，环保部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特别对一些重化工、资源型产业聚集地，进行环境战略评估，这个结果肯定会成为今后重化工项目布点的重要依据。 公众出现这样的质疑，一方面是之前的布点确实有待商榷的地方，比如有的重化工项目的布点存在重复，浪费了国家资金，也给环境带来更多压力；另一方面在于项目规划中，对公众参与重视不足，老百姓希望有更高的环境标准，而不仅仅是达标。要知道，国家环保标准只是一个底线。
过去，引导布点的主要是市场因素，比如贴近消费市场、贴近原料这些，但现在公众对环境的要求高了，不应该再简单由市场决定布点，而应该充分把环境的因素、公众的意见考虑进去。 《中国经营报》：你提到已有的重化工布局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出现在哪些方面？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出现？各地有没有必要一窝蜂地全上重化工项目？ 魏后凯：比较突出的是重复投资问题。市场竞争的结果一定会带来一定的产能过剩，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关键在于，我们的重化工投资，有不少是国家投资。这个问题本该是审批环节就予以避免，但由于各地的“公关”等，还是出现了，所以说审批是一个问题。 审批方面，因为官员对市场的了解远不如企业家，加上市场变化快，审批周期长，所以导致了重复投资出现，也导致了污染的叠加和累积，这种历史欠债需要清理，同时更要防止新的欠债。所以审批要更加强调标准和规则，而且标准和规则要不断提升。 标准方面，目前强调的是单个企业甚至单个项目的排污是否达标，而没有强调整个区域内的污染排放总量情况。每个企业都达标，但排污总量环境能不能承受？居民能不能接受？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目前，总量控制的概念大家已开始逐渐重视，这方面相信还会有更为严格的标准出来，这会成为今后重化工布点的一个重要参考。 标准引导的意义还在于，如果给一个地区限定了排污总量，那么地方政府就会考虑，是该上少数排污量很大的重化工项目，还是上多个技术先进排污少的项目？这种思考肯定比只考虑产值和利税更复杂，但会保证居住环境，长期执行下去也会给技术进步、产业优化升级带来益处。 重化工项目之所以大批上马，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地方政府对于经济、政绩的考虑，这导致一些地区出现相邻的地方政府为了一个重化工项目彼此较劲。为什么大家抢着要，甚至为了引进给企业开优惠条件，帮企业打通各个审批环节？因为这个带来的利益很大，GDP贡献突出。 可以说正是这种来自地方政府的抢夺项目，导致了重化工布局出现不合理、出现重复投资。想要根本改变，必须要把目前的考核制度、政绩观改变。地方政府今后选择项目，是多方面全面权衡，而不是只看着GDP。 一窝蜂上重化工不仅是公众印象和感受，也是这种政绩观催生的现实情况。所以要从根本上遏制地方利益、政绩观在重化工布局中的冲动。 《中国经营报》：近年的许多重化工项目，不少还在图纸上，就已经遭到公众强烈抗议，而且似乎政府、企业和公众的沟通方式变得很极端，以至于互相指责撒谎、造谣。 魏后凯：首先，企业和政府一定要充分理解公众这些抗议。说明公众的环保意识在加强，希望有更好的环境质量。当然，当前的这种抗议可能确实有沟通不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今后这类环境抗议就会变成直指标准——即使你都符合标准，公众也希望排污更少、更安全的项目进来。 如果说过去的规划强调专家意见、政府导向，那么我觉得未来我们要认真听取公众的意见，反映公众的诉求，这样的规划应该是一种公众参与式的规划，这是一个大方向，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更多思考老百姓在想什么。 目前的一些抗议中，确实出现了对一些重化工的误解，但是在当前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这种误解从哪里来？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还是和政府、企业对信息公开做得不够有关。我们看到的是，不少重化工项目前期的信息披露很少，甚至在公众开始抗议后，依然没有积极公开，信息公开这个层面都做不好，参与度又如何保障？ 所以在今后重化工项目上，可以制定出一些更为具体和严格的规定，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参与度。如果公众参与逐渐普遍了，大家的沟通常态化了，那么这种抗议会减少，规划、布点的决策也会更加科学和易于被接受。 《中国经营报》：我们也注意到，重化工企业主要是国企，他们在资金、技术方面，均有很大的优势，也就意味着他们有更大的能力来改进环境，减少排污，但目前看来似乎缺乏一种机制让这种优势发挥出来。 魏后凯：可以说目前的重化工主要是国内“三桶油”在做，这三家国企按照已有标准来说，应该是做得不错，但我们的现实是重化工已经造成了“历史欠债”，所以公众、政府都希望国企发挥优势促进环境质量改善。 但这件事不能仅仅是行政命令，更应该启用市场化的手段，用市场规则引导着大家主动去减排。比如我们这几年开始谈的“碳交易”平台，就是要引导企业积极减排。你完成了规定的减排，多出来的还可以卖出去，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回报。企业是追求利润的，这样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才会发挥出来。 如果这个机制全面建立了，那么重化工业在利润和相关技术方面都有优势，他们极有可能成为减排方面的排头兵，成为我们清理环境“历史欠债”的重要力量。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国家的环境污染补偿、赔偿机制还不健全，企业造成污染了、甚至出了事故，该以怎样的标准接受处罚，这个还不够明确。只有这个明确了，企业才会有顾忌。 重化工尤其具有一些潜在安全、环境污染风险，公众现在抗议，也是担心在没有这种处罚机制下，重化工的风险是不是被职能部门和企业忽视甚至漠视了。 赔偿机制和引导机制同时作用，环境问题才会得到有效改善，重化工也会在这两个机制的前后推动下，技术进步，布局合理，公众也会开始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