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待商榷 “我国重化工业布局有待商榷”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

  《中国经营报》:2011年末工信部出台《石化和化学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以来,又有多个重化工项目引起公众注意,其中也包括去年引起争议的镇海PX项目和目前的云南安宁炼化项目。我们注意到公众对重化工布局的合理性存在很大质疑,甚至怀疑目前的重化工布点完全缺乏总体引导,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魏后凯:不能简单理解为没有指引,规划已明确提出PX建设要原则上依托炼化项目布局,要充分考虑极端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确定合理的安全防护距离,提高项目建设安全环保标准。但规划是一个全局性的战略部署,没有对具体布点做出更细致的安排也在情理之中。对于具体项目的布点,要进行项目可行性论证和环境影响评价。在规划和区域层面,还要经过战略性环评,以确定各种项目的综合影响,确定哪些地方的排污总量已经饱和甚至超负载。

  我知道的是,环保部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特别对一些重化工、资源型产业聚集地,进行环境战略评估,这个结果肯定会成为今后重化工项目布点的重要依据。

  公众出现这样的质疑,一方面是之前的布点确实有待商榷的地方,比如有的重化工项目的布点存在重复,浪费了国家资金,也给环境带来更多压力;另一方面在于项目规划中,对公众参与重视不足,老百姓希望有更高的环境标准,而不仅仅是达标。要知道,国家环保标准只是一个底线。

 有待商榷 “我国重化工业布局有待商榷”
  过去,引导布点的主要是市场因素,比如贴近消费市场、贴近原料这些,但现在公众对环境的要求高了,不应该再简单由市场决定布点,而应该充分把环境的因素、公众的意见考虑进去。

  《中国经营报》:你提到已有的重化工布局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出现在哪些方面?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出现?各地有没有必要一窝蜂地全上重化工项目?

  魏后凯:比较突出的是重复投资问题。市场竞争的结果一定会带来一定的产能过剩,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关键在于,我们的重化工投资,有不少是国家投资。这个问题本该是审批环节就予以避免,但由于各地的“公关”等,还是出现了,所以说审批是一个问题。

  审批方面,因为官员对市场的了解远不如企业家,加上市场变化快,审批周期长,所以导致了重复投资出现,也导致了污染的叠加和累积,这种历史欠债需要清理,同时更要防止新的欠债。所以审批要更加强调标准和规则,而且标准和规则要不断提升。

  标准方面,目前强调的是单个企业甚至单个项目的排污是否达标,而没有强调整个区域内的污染排放总量情况。每个企业都达标,但排污总量环境能不能承受?居民能不能接受?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目前,总量控制的概念大家已开始逐渐重视,这方面相信还会有更为严格的标准出来,这会成为今后重化工布点的一个重要参考。

  标准引导的意义还在于,如果给一个地区限定了排污总量,那么地方政府就会考虑,是该上少数排污量很大的重化工项目,还是上多个技术先进排污少的项目?这种思考肯定比只考虑产值和利税更复杂,但会保证居住环境,长期执行下去也会给技术进步、产业优化升级带来益处。

  重化工项目之所以大批上马,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地方政府对于经济、政绩的考虑,这导致一些地区出现相邻的地方政府为了一个重化工项目彼此较劲。为什么大家抢着要,甚至为了引进给企业开优惠条件,帮企业打通各个审批环节?因为这个带来的利益很大,GDP贡献突出。

  可以说正是这种来自地方政府的抢夺项目,导致了重化工布局出现不合理、出现重复投资。想要根本改变,必须要把目前的考核制度、政绩观改变。地方政府今后选择项目,是多方面全面权衡,而不是只看着GDP。

  一窝蜂上重化工不仅是公众印象和感受,也是这种政绩观催生的现实情况。所以要从根本上遏制地方利益、政绩观在重化工布局中的冲动。

  《中国经营报》:近年的许多重化工项目,不少还在图纸上,就已经遭到公众强烈抗议,而且似乎政府、企业和公众的沟通方式变得很极端,以至于互相指责撒谎、造谣。

  魏后凯:首先,企业和政府一定要充分理解公众这些抗议。说明公众的环保意识在加强,希望有更好的环境质量。当然,当前的这种抗议可能确实有沟通不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今后这类环境抗议就会变成直指标准——即使你都符合标准,公众也希望排污更少、更安全的项目进来。

  如果说过去的规划强调专家意见、政府导向,那么我觉得未来我们要认真听取公众的意见,反映公众的诉求,这样的规划应该是一种公众参与式的规划,这是一个大方向,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更多思考老百姓在想什么。

  目前的一些抗议中,确实出现了对一些重化工的误解,但是在当前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这种误解从哪里来?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还是和政府、企业对信息公开做得不够有关。我们看到的是,不少重化工项目前期的信息披露很少,甚至在公众开始抗议后,依然没有积极公开,信息公开这个层面都做不好,参与度又如何保障?

  所以在今后重化工项目上,可以制定出一些更为具体和严格的规定,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参与度。如果公众参与逐渐普遍了,大家的沟通常态化了,那么这种抗议会减少,规划、布点的决策也会更加科学和易于被接受。

  《中国经营报》:我们也注意到,重化工企业主要是国企,他们在资金、技术方面,均有很大的优势,也就意味着他们有更大的能力来改进环境,减少排污,但目前看来似乎缺乏一种机制让这种优势发挥出来。

  魏后凯:可以说目前的重化工主要是国内“三桶油”在做,这三家国企按照已有标准来说,应该是做得不错,但我们的现实是重化工已经造成了“历史欠债”,所以公众、政府都希望国企发挥优势促进环境质量改善。

  但这件事不能仅仅是行政命令,更应该启用市场化的手段,用市场规则引导着大家主动去减排。比如我们这几年开始谈的“碳交易”平台,就是要引导企业积极减排。你完成了规定的减排,多出来的还可以卖出去,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回报。企业是追求利润的,这样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才会发挥出来。

  如果这个机制全面建立了,那么重化工业在利润和相关技术方面都有优势,他们极有可能成为减排方面的排头兵,成为我们清理环境“历史欠债”的重要力量。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国家的环境污染补偿、赔偿机制还不健全,企业造成污染了、甚至出了事故,该以怎样的标准接受处罚,这个还不够明确。只有这个明确了,企业才会有顾忌。

  重化工尤其具有一些潜在安全、环境污染风险,公众现在抗议,也是担心在没有这种处罚机制下,重化工的风险是不是被职能部门和企业忽视甚至漠视了。

  赔偿机制和引导机制同时作用,环境问题才会得到有效改善,重化工也会在这两个机制的前后推动下,技术进步,布局合理,公众也会开始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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