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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归市场，生活归生活，恐怕是世人对经济学最深的误会。他们以为，只要不涉及商品、价格和市场，那么人的行为和选择，就只与亲情、道德和文化相关，而不受任何经济规律的制约。所以不难想象，当本书作者加里·贝克教授最初提出“生儿育女”可以与“购买耐用消费品”相提并论时，别说经济学的门外汉，就连专业经济学家，绝大部分都坐不住了。令人坐不住的论述，在这本书里比比皆是：政府不应该管制油价、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不扶持任何产业、义务兵制只会对军队造成危害、应该废除保障工人利益的劳动法、“同工同酬法”只会伤害妇女权益、资源将要耗尽的预言只是庸人自扰、政府不应该直接资助公立学校、毒品应该合法化……这些似乎都不是“经济”问题。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洗礼，这些题材不仅都变成了经济学研究的典型领域，上述观点也逐渐构成了自洽和相联的体系。换言之，这部文集所讨论的种种话题，成了检验市场经济信念的试金石。一个读者，如果反对这本书的绝大部分观点，那么他很可能是对经济学思维一无所知的；如果他赞成这本书的绝大部分观点，那他很可能已经融会贯通了经济学分析方法；如果赞成和反对各半，那他很可能还需要加强举一反三的练习。这是说，本书精彩纷呈的观点，背后有着一以贯之的逻辑：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需求之间的取舍，哪里就适用于经济规律，哪里就自然是经济学研究的地盘。在这种逻辑的驱使下，经济学本身，还有法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在过去半个世纪都经历了视角和方法的革命。这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革命，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而加里·贝克教授本人，正是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之一。在1955年，加里·贝克以论文《种族歧视经济学》取得博士学位。他认为歧视者必须承担代价，而市场竞争能减少种族歧视。作者深信，人们总是以稳定的偏好，根据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在谋求利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有鉴于此，他继续把经济分析用到犯罪、毒瘾、执法、刑罚、家庭、离婚、生育和教育等领域，从而引发了经济学对社会学、法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革新，而他的贡献也在1992年得到了诺贝尔奖的嘉许。本书是加里·贝克教授（在其夫人吉蒂·贝克的协助下）在长达十年时间里对日常经济现象作深刻思考和浅白解释的结晶。它尤其适合三种读者：一是数学训练有余、世事所知甚少的经济学学生，他们在这里得到的不是乏味的维生素，而是香甜有肉的苹果、鲜橙和香蕉；二是道德感有余、分析力不足的时事评论员，他们在这里得到的不是心灵鸡汤，而是基于数据和逻辑的因果规律；三是对经济学怀有戒心的法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学者，他们在这里感受不到咄咄逼人的气势，有的只是极具启发意义的新范式。但不管是谁，看完本书都会说：这才是我们要的经济学。薛兆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2013年5月4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