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经济学《生活中的经济学》　政府与税收问题-爱华网

在现代生活里，政府应该对人们的基本需求负起主要的责任。例如，政府应该保护民众，防止犯罪行为和外来侵略；对某些因外在因素而陷入困境的家庭，政府也应该适时提供帮助。然而，目前政府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很好地尽到责任，因为政府的责任范围扩张得实在太大了：不仅要支持农产品价格，为老年人提供生活补助，还得规范劳动力市场。额外的责任这么多，政府反而没有足够的财力和时间去履行其主要职责了。

　　　政府的权力扩大以后，政治人物和官员更有可能会滥用权力，从而损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很多国家爆发的腐败丑闻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政府官员所做的决策往往会对企业或个人利益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有些人会对官员们大肆行贿。官员并不是圣人，有些人抵制不住诱惑而收受贿赂，利用职务之便来为他人谋取不义之财。

　　　有人认为，政治人物的任期应该受到限制，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贪污，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民意代表更了解老百姓的需求。不过，我们认为，限制任期的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任期一旦受到限制，政治人物更可能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进而更大胆地以权谋私。而且，如果把代表们的任期限制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储备相关的知识来争取在国防、税务以及环境保护等复杂的政府问题上做出明智的决策。

　　　政府规模扩大后，也大幅度增加了法官的权限，因为有一大堆模糊不清的法律必须由他们来解释。如果最高法院及其他联邦法院主要解决的是宪法层面的基本问题，那么，为了让法官能独立行使司法权而规定法官实行终身制的做法就是个不错的构想。但目前，法官是在按照自己的见解来解释法律，这等于是在制定法律。在这种情况下，终身制的规定就没有那么吸引人了。因此，我们建议把联邦法官的任期改为固定任期制，使任期可以定得长一点，而且可以续任。这样的话，法官就会更注意选民和立法者的反应而不至于屈服于他们的压力。

政府

　要遏制腐败，得先精简政府（1995）

　　　目前，几乎在全球每一个角落，都有杰出政治家和一流企业涉嫌腐败的新证据浮现出来。回扣、行贿受贿等丑闻似乎层出不穷，在韩国、日本、墨西哥和尼日利亚等国正在上演，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得以幸免。不存在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的方法；然而，规模更小、决策更民主、像企业那样注重效率的政府会大有作为。

　　　人们总是认为自己国家里的贿赂是特有的——他们的政治人物、官员和商人都是特别贪赃枉法的。但其实，任何地方的官员腐败从根源上讲都是一样的：政府规模大，政府有权向不同群体派发好处。

　　　任何一项规则、法律和政府计划，不管是政府合同还是出口补贴，都能被操纵来照顾某一个利益集团。企业试图通过合法游说、为获取政府帮助而进行情况申诉等方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但也有一些企业受到诱惑，以巨额资金贿赂或其他的非法手段来影响政策制定的结果。

　　　在政治经济学文献中，为获得政府的好处而竞争的过程被称为“寻租”（rent-seeking）。寻租由来已久，只要政府影响到企业的命运，寻租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公共支出和政府管制现在已经变得极为广泛，寻租现象也大大增加了。政治人物和官僚也许与其他群体一样，都不是唯利是图的，但他们却受到“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的极大诱惑。一些企业很乐意提供这样的诱惑，它们也许认为，其他企业也在这么做，因而自己这么做也就无可厚非了。

监管须严格

　　　腐败让经济无法正常运转，因为腐败导致政府官员不为公众利益做事。腐败甚至会打击诚实经营的企业家，并大幅度地、任意地提高企业成本，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独裁政权看似不存在腐败，但这只是一种幻觉，是对异议和媒体进行压制的结果。在阿根廷、巴西、韩国和墨西哥，当反对党形成气候且媒体获得自由后，广泛的贿赂证据浮出水面也并非偶然。通常来说，民主体制比封闭体制里的腐败要少得多：反对党有动机和能力来曝光执政党的不良行为。

　　　然而，由于寻租的巨大收益，民主国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腐败。包括日本和意大利在内的许多民主国家，已经大面积出现了政府官员收受钱财来为商界朋友谋利的腐败事件。尽管大幅度削减政府规模是减少腐败的不二法门，但是，即使是倡导精简政府的美国共和党领导人也很少提及这一点。强调腐败的不良影响，会让精简政府得到更多支持，甚至得到那些认为庞大的公共部门将使世界更完美的人的支持。比如，日本的腐败丑闻就增加过政府放松管制的压力。

拍卖宜推广

　　　当然，如果不对政府实行大幅度的精简，一些改革可能会更加平稳。在竞争性的银行体系下，对大企业或小企业提供补贴性贷款是不必要的，而且这种补贴等于在引诱官员腐败。很明显，从政府控制的银行体系中可以得到低成本的贷款是韩国丑闻迭出的主要原因。

　　　无论何时，当重要资产从公共部门转移至私营部门时，都应该要求进行公开拍卖。特别地，通过广播电台进行广播的权利以及利用公共土地进行石油开采和木材生产的权利都应该归出价最高的竞拍者，他们只需遵守环境保护及其他安全生产规定即可。生产配额也应该全部进行公开销售，而并不是赠送给那些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比如，捕鱼量（《商业周刊》，9月18日）、环境污染、进口或者农作物等方面的生产配额。

　　　遗憾的是，所有国家在处理有价值的公共财产时，继续采用的是赠送而不是公开出售的方式。我认为其原因就在于，政治人物和官僚们充分意识到这种方式增强了他们控制企业的权力，同时，选民也尚未要求企业必须以竞拍的方式去获得配额及其他特权。

　　　政府民主化的全球性趋势有助于让政府腐败更快得到曝光；但是，只要政府继续拥有控制企业财富的权力，腐败就会继续维持在触目惊心的高水平上。

　是缩减政府规模的时候了（1995）

　　　共和党在1994年11月的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后，权威人士表示：实际情况不会因为选举结果而得到什么改善；政治人物总是说得好听，却不能落实到行动上；政治形势差不多还是老样子。不过，他们这次弄错了。

　　　美国参众两院已经同意了一项未来几年内推行减税的计划，并建议大幅度削减政府在医疗保险及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同时，很多两院议员呼吁，政府要么实行更扁平的所得税率制，要么干脆以消费税来取代所得税。采取这些立场的国会议员为数不少，真是出人意料。除此以外，国会也正要求政府对重要的联邦法令进行系统的成本评估。而国会显然也能够顺利地推动电信和银行业的自由化政策并对民事诉讼案件的惩罚性赔偿金额定出上限。

　　　共和党在这些方面正起到带头作用，但不少民主党人士也意识到选民的确希望政策能有所转变。有些民主党籍的国会议员支持共和党的提案，而克林顿总统打算在未来10年里削减联邦税收和支出的提议也和国会的构想差不多。

　　　不过，虽然选民强烈要求改变现状，但我怀疑这种愿望能否战胜既得利益者的抵抗力量。毕竟，目前复杂费解而又漏洞百出的税法以及政府对各种利益集团的补助计划，包括政府对老年人和海运业的补助等，都是过去数十年来各方利益激烈斗争所产生的结果。这种通过长期复杂的政治过程演变而来的局面，怎么可能因为一次选举就完全扭转过来？

轻松当选

　　　有人认为，美国之所以出现目前的情况，是因为宗教权力不断扩大，并要求政府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采取保守政策所造成的。也有人说，美国之所以不再信任政治人物及他们所创立的大政府，是因为政界不断发生丑闻而导致的。还有人认为，从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到约翰逊总统提出创建大社会，美国的中产阶级和男性白人终于背弃了这种社会试验。

　　　不过，这些说法以宗教权力及美国社会独有的发展现实为基础，它们都不能解释在其他国家里，大政府理念相继受挫的原因。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向是自由主义思潮的温床，但在这次的选举里，虽然进步保守党被执政党新自由民主党取笑为共和党的翻版，但前者还是在这次选举中大获全胜。属于法国保守党的希拉克也轻松登上了总统宝座，使得社会党执政14年后让贤。在巴西，前社会主义者卡都索也利用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执政理念，一举击溃了左派推出的候选人而当选总统。而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在位6年中，推动经济自由化政策并严格控制通货膨胀及货币发行，因而轻松获得连任。

惨痛的教训

　　　南非总统曼德拉推行的合理政策或许最能体现民众对大政府机制的反应。虽然曼德拉曾被极端歧视黑人的南非白人政府监禁长达27年之久，但令人惊讶的是，曼德拉当选总统后一直推行的政策却是对工商界有利的。他显然明白，当初政府实施歧视政策，并不是因为实行了资本主义，而是由各种法律所造成的；政府出台这些法律，是为了保护白人员工在工作方面不受黑人劳工的竞争威胁。

　　　全球各国的选民在经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后，或许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过度的政府支出和政府管制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并破坏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但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学到这个教训，似乎令人有点意外。不过，在这期间，不少学者、官员以及媒体不断凭借各种说辞，要么嘲笑那些反对大政府的人缺乏同情心，要么就说他们是企业争夺利益的工具而已。在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下，普通民众慢慢才能看清楚大政府所带来的坏处。

　　　在现代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应该会大幅度降低。我不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依靠大政府来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趋势会在美国走向终结，不仅如此，在很多其他国家也会走向终结。如果原来的趋势继续转向，我很乐于看到这个结果的出现。

　以不当的研究为依据，只会制定出不当的政策（1995）

　　　经济学家没办法拟定研究计划，来一锤定音地解决重要的政策问题。对于政府政策等事件所造成的效果，他们能掌握的信息并不多，但却必须依赖这些资料来进行研究。然而，有些政治人物却迫不及待地把这些研究的初步结果用作政府制定法令法规或实行其他干预的理由。而这些政府措施有时候是会对经济造成破坏的。

　　　有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在1992年针对抵押贷款申请人所受歧视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该报告由当时担任该银行研究部主任的经济学家艾利西亚·穆内尔（Alicia Munell）执笔。他最近被克林顿总统提名担任美联储理事会的理事。这项研究针对1990年波士顿地区的大约4 500位贷款申请人所遇到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结论称：有证据表明，黑人和拉丁美洲裔在申请贷款时普遍受到了歧视。

　　　这项研究结果被报道后，货币监理署曾密切监视各家银行，看看在放款时是否真的存在歧视，而且司法部及马萨诸塞州检察总长也针对各家银行展开了调查。在这种严密监视和政治压力之下，部分银行遭到了起诉。其中有个案子是马里兰州某银行1995年8月被控在市区故意“拒绝提供”贷款，法院下达了同意判决书。另一个案子是芝加哥的北方信托公司控告某银行为争取获得抵押贷款资质的白人申请人提供了更多的资助，也得到了法院的判决。

　　　如果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能提出有力的证据证明银行的确存在歧视行为，那么这些政治行动才有道理。不过，尽管有人称赞该项研究得出了定论，但事实上研究本身却存在诸多纰漏和数据上的错误。一位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旗下的经济学家，仔细比较了这份研究所用的实际放款纪录，结果发现数据相当不准确（部分原因是影印时出现了错误），因此根本没办法判断银行到底有没有歧视黑人及拉丁美洲裔人。另外还有一项分析发现，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结论是以两家银行的数据为主要参考依据的，而这两家银行对少数族裔的贷款申请的拒绝比例相对较高，只是因为这两家银行本来就是专门向那些勉强符合借款条件的少数族裔申请人提供贷款的。

　　　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找到的部分证据和该报告的结论是相互矛盾的。比如，这项研究显示，黑人及拉丁美洲裔人口较多的地区所发生的银行呆账率和以白人为主的地区差不多。但假如银行真的歧视少数族裔的贷款申请人，那么他们的呆账率应该比白人低才对，因为只有过去信用及就业纪录相当好的人才能申请到贷款。如果银行歧视少数族裔，那么，勉强符合申请条件的黑人及拉美裔人应该会被拒绝，而同样条件的白人则应该被接受。我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论文《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里，就谈到了歧视理论对银行呆账率等因素所造成的影响。这篇论文已经在1993年发表。

对最低工资的错误认识

　　　我并不是说，其他所有人的研究都表明银行并没有歧视申请人，也不是说，这些研究“证明”银行普遍没有歧视行为。我想说的是，有些分析的结论是根据不完整的数据以偏概全后得到的，实在不应该拿来对有争议性的问题形成政策建议。

　　　最近，有人针对最低工资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加以讨论，更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劳动力、资本及其他投入因素的成本上升时，其需求就会降低。世界上成千上万家企业的经历都证实这条规律是正确的。不过，劳工部部长罗伯特 B. 瑞奇最近却引用了一份很具争议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宣称，在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后，有时候不仅不会降低，反而还可能会提高低技能员工的就业。针对这些说法所存在的相关问题，我在1995年3月6日的《商业周刊》里进行了讨论。

　　　不论是银行歧视少数族裔，还是提高最低工资不会降低就业水平，这两种说法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经济学者可以把这个现象当成一个教训：不能根据不完整的数据而提出重要的政策建议。因为政治人物有时候为了吸引选民和利益集团的支持，会毫不犹豫地把实际上没什么事实根据的说法拿来大肆宣扬。

　别管国会，真正的改革行动在各个州（1995）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正在轰轰烈烈地履行“美利坚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各州、各市提出的革命性建议则相形见绌，但其影响也许比国会最终发生的事情来得更大。

　　　有30个州正在计划减税，而新泽西、密歇根及其他几个州已经开始减税了。在过去30年里，加州、纽约和马萨诸塞州率先扩大政府支出并加强政府监管。但是现在，这些州都由共和党人领导——加州州长是皮特·威尔逊，纽约州州长是乔治·帕塔基，马萨诸塞州州长是威廉姆·维尔德，他们大力支持减税、减少官僚作风。

　　　我曾是加州州长智囊团税收改革与减免工作组的成员，是1994年由威尔逊州长任命的。威尔逊赞同我们提出的建议：在未来三年内，分阶段将加州的个人所得税、银行及公司所得税全面削减15%。纽约的税收多年来一直在增长，最近也看到了减税的希望：新当选市长的帕塔基承诺，在其四年任期内把州所得税削减25%。马萨诸塞州的维尔德州长也对削减所得税的提案进行了修改，该提案有望以州立法的形式得到通过。民主党的各位州长也倾听了选民的心声，有些正在提倡削减税收和政府支出。

必须工作

　　　从总额上讲，州政府和市政府的税收与联邦政府的税收已经不相上下，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增长速度也难分伯仲。但是，各州的政府支出出现增长，其中一部分是由联邦政府推行医疗救助等计划所导致的。正因如此，来自两党的州长都在敦促国会不要对他们施加增税的压力。

　　　地方政府正限制当地的税收改革。马萨诸塞、弗吉尼亚、加利福尼亚、威斯康星、新泽西及其他州正在推进福利制度的大变革。弗吉尼亚州的立法部门近来效仿马萨诸塞州通过了一部法律，这部在马萨诸塞州已经得到实施的法律规定：受助人必须参加工作；福利领取期限达到两年的父母不得再享受福利；对于已经领取救济款的母亲，其孩子不再享受救助。

　　　在削减法规并大幅改革侵权制度（tort system）方面，有一些州已经走在国会的前面。威尔逊州长的想法是，把侵权案件中对原告遭受的直接损失的赔偿上限提高到三倍，并鼓励当事人采取私人仲裁而不是法院诉讼的方式。威尔逊同时也希望，制止一些针对被告随意提出的起诉，这些被告一是很有钱，二是宁可接受调停也不愿走花费不菲的诉讼道路。

　　　加州正计划在保护环境方面削减政府的监管负担。加州将提出宪法修正案，要求立法机关必须得到2/3的支持率，方可通过法律来征收新的遵从成本。同时，加州还要求对所有的环保监管提议进行成本收益方面的经济分析。

煽风点火

　　　纽约面临着高额的预算赤字，该市的共和党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正在削减城市支出，他打算对几个市立医院实行民营化，并削减医疗补助支出及其他社会服务。

　　　有些政治家和在国会煽风点火的联邦政府引起了一些选民的不满，这些州和城市的减税和减支计划是对这些选民做出的部分回应。不过，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特殊动机：各地之间招商引资、人才引进方面的竞争在不断加剧。计算机、电子产品、生物技术、保险、工程、科研及其他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自由度很大，在选址时不需要考虑原料产地、港口和交通设施等因素，主要考虑的是税收和管理大环境等因素。

　　　加州工作组之所以提出减税建议，部分原因在于，犹他州、俄勒冈州及其他西部各州拥有更好的商业环境，这对加州形成了竞争压力。如果加州不降低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并减少监管的话，这些州的招商引资步伐可能会加速前进。其他州也在重新审视本州的税收与监管制度是否有利于与相邻和较远的各州展开商业竞争。

　　　联邦政府体制中的分权财政支出形成了对人才和企业的竞争，在这种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推出的计划必须要比国家计划更能满足人民的愿望和需要才行。

　要根除贪腐，就得精简政府（1994）

　　　我去年访问过的几个国家近来都发生了重大丑闻，并且大部分和高层官员及企业领袖被指控贪污有关。我所到之处，当地人都说他们的商界大佬都唯利是图，而他们的政治制度也特别容易引发贪腐。但其实，只要政府规模很大，而且对经济的影响无孔不入的话，那么贪腐就会形成常态。

　　　在现代经济中，企业的赢利状况与其说是由传统的管理水平和企业家的经营能力来决定的，不如说是由政府的补贴、税收和法令法规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公司能否赚大钱，主要取决于企业能否赢得政府合约、政府是否调高关税和配额、企业能否得到政府补贴、外在竞争是否受到压制以及企业是否设法让政府放松监管以降低运营成本等。

　　　由于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如此重要，企业界就会想尽办法来影响政府的决策。通常情况下，对政府官员进行游说就能达到效果。不过，企业界有时候也会利用人性的弱点，以贿赂官员的方式来得到政府的照顾和实质性的利益。

　　　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政府决策、为自己谋得好处的做法，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寻租”。依靠政府救济或谋求得到政府其他照顾（好处）的任何团体，都算作寻租。不过，吊诡的是，寻租行为可以起到一定的社会作用。寻租过程有时候可以避免一些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危害的政策，有时候则会鼓励政府制定出一些提高经济效益的政策。比如，如果美国各大城市的建筑法规都必须不折不扣地得到遵守，那么整个建筑业的发展可能都会停滞下来，因为合规成本实在太高。

道路崎岖

　　　不过，贿赂等非法的寻租方式通常会带来很严重的危害，因为企业界总是要把大量的时间和资源转移到能量巨大的游说者身上，而不是用来生产有用的商品和服务。同时，通过这种手段制定出来的政策，通常会扭曲经济的效率。

　　　犯罪集团往往以贿赂和恐吓等手段，让他们所操纵的商品和服务获得垄断价格。如果官员在为道路修建计划做决策的时候，受到了建筑商和土地所有者的影响，那么为了让这些商人有所回报，这些道路的质量一定很糟，要不然就会故意绕道。另外，国营银行和政府机构发放的贷款通常都会流向有政治影响力的企业，而不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方。巴西、意大利、日本以及韩国等国家近来所发生的丑闻，都是政府官员利用这些方式来贪污的例子。

　　　在过去一年里，好几个国家的官员和政党因为被查到贪污的证据而下台。意大利民众对这些案件的反应相当强烈，连该国最大的政党——基督教民主党都受到重创。

　　　日本的情况也一样。从20世纪50年代就一直在位的执政党，也因为类似的事件而分裂成几个相互对立的团体。巴西30年来第一位民选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Fernando Collor de Mello），也因为政府里面普遍发生贪污事件而遭到国会的弹劾。

切断联系

　　　如果让贪腐官员在选举中被赶下台，而且那些以非法方式影响政策的企业人士也遭到处罚，那么，贪腐问题将受到一定的遏制。改革力量上台之后，会在一段时间内信守当初做出的整顿吏治、消除腐败的承诺。在此期间，企业界等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寻租者，只得利用选举捐款等合法方式来达到目的。

　　　不过，只要政府有权影响企业的经营环境，贪污问题就会再度出现。原先推动改革力量上台的动力会逐渐削弱，而政治人物、政府官员和企业人士等又会再度冒着曝光的风险，开始收受贿赂及其他不法行为。

　　　要减少企业对政府决策的不当影响，只有一个长期适用的办法，那就是削弱政治与商业之间的联系。要这么做，就必须把很多规范企业行为的相关法令加以简化、标准化，或干脆取消。可以肯定，这正是日本和韩国最近新上台的政府发誓推动自由化政策的原因；而意大利也围绕推动民营化进程并增加市场竞争等民意诉求组成了新的政府。

　　　如果大面积的贪腐行为促使政府大幅度减少对经济领域的控制，那反倒会因祸得福。但是，如果宣扬自己会比前任更干净、更勤政的新政府仅仅因为民众对贪腐问题深恶痛绝而上台，但后来并没有减少对经济活动的控制，那么，由过去的经验来看，贪腐行为很快就会再度抬头。

　政府的支出规模实在不容易控制（1993）

　　　克林顿总统最近提议要增税，民众虽然感到不安，但大致上还是支持这个构想，因为克林顿让民众相信，增税将大幅度削减预算赤字。不过，由过去12年的经验来看，当政府税收增加的时候，联邦支出可能会扩大。

　　　在卡特总统任期结束时的1980年，联邦支出为5 910亿美元，而税收收入为5 170亿美元，因此预算赤字是740亿美元。国会通过了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照理讲，如果联邦支出不出现更大幅度的增加，该法案应该会产生较大的政府预算盈余的。哪曾想，在里根总统第二个任期结束时的1988年，政府税收增加到9 090亿美元，但预算赤字也上升到了1 500亿美元。

　　　过去四年来的趋势更令人感到触目惊心。卡特总统启动的军备重建计划在里根任期内得到了加速推进，但过去四年里，国防支出已经减少了。然而，虽然国会和布什总统1990年达成的预算协议让布什违背了当初不加税的誓言，但预算赤字还是大幅度上升到3 000亿美元。其原因在于，政府支出的增长比税收的增长更快。

　　　在这段时期内，在政府支出出现大幅度增长的同时，政府还把大量的支出负担推给了企业：政府规定，企业必须增加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必须对残障员工给予补贴，还必须提供老年劳工更多的福利以及分担医疗保险支出等。

压力重重

　　　克林顿总统表示，他将在增税的同时减少政府支出。不过，他的提案所强调的重点是增税，而不是减支。政府支出的净减少额仅达到1 000亿美元多一点。而且，这还必须把克林顿和国会之间的交换条件算在里面：如果国会同意在就业培训以及道路建设等方面增加投入，那么克林顿就同意削减550亿美元的政府支出。根据克林顿政府的估计，如果按照计划提高能源税和所得税，未来5年内将为政府带来大约2 500亿美元的额外税收收入。而在未来2年里，克林顿政府根本不打算减少政府支出，因为虽然1992年第4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强劲增长了4.8%，该年的经济增长率也在2%以上，但政府还是打算额外增加300亿美元的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

　　　克林顿总统的预算计划特别依赖于增税措施，而预算赤字在过去12年不减反增，这些状况的出现绝非偶然，也不只是反映了两党在立场上的冲突。为了照顾利益集团的利益，政府必须推动成千上万个计划，这让国会和克林顿政府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在这些计划里，医疗保健和退休福利计划是支出最大的。除此之外，还包括青少年的教育和培训计划、猪肉业者的补助、道路维护、公交系统、机场维修、环境保护、对残障者和少数族裔及贫穷家庭的补助、改善都市生活、打击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支持重要的科技发展和大学研究计划以及协助产业开发有商用价值的科技成果等。若列出全部清单，恐怕要占掉好几页的篇幅。

希望渺茫

　　　克林顿总统为了减少反对的声音，让更多的人支持他的增税计划，因而把所得税调高的对象限定在所谓的有钱人身上。克林顿说，这些人所负担的税赋比例并不公平。不过，白宫明显夸大了对这部分人增税会对政府税收造成的影响：如果把提高医疗保险税率及限制某些减税项目等因素都算进去的话，从31%税率到40%以上的有效税率，已经算得上是大幅度调整了。高收入家庭会使更多的收入逃避税收，而那些配偶收入很高的员工则可能会退出劳动力市场。

　　　不管提高所得税和能源税究竟能为政府增加多少税收，但这么做一定会在国会以及总统的政策顾问之间引发如下论战：面对势力强大、想要到更多政府补助的利益集团，是去满足它们的要求，还是去享受削减预算赤字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好处。过去12年来，赞成政府增加支出的一方始终占上风。

　　　我并不是说，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政府支出一定要比税收增长得更快；我的意思是，的确有很强大的力量把政府的决策往那个方向推。举个例子来说，克林顿政府曾经组织一个研究小组对目前政府推行的计划加以评估。结果在高达1.5万亿美元的预算计划里，他们认为只有11项计划的执行状况不佳，或没有必要继续实行下去。由此足以看出，推动政府增加支出的力量有多大。除此以外，克林顿政府的增税计划故意夸大了国防支出可能削减的额度，也把某些增税措施故意弄得像是削减支出的样子。同时，他们还试图刺激共和党提出会被大幅度削减的支出计划，以这种方式来把削减政府支出的责任转移到共和党身上。

　　　看起来，国会已经对上次选举释放出的民意趋向有所了解，因此下定决心要大力削减支出，而且削减的额度要大大超过克林顿的计划。我当然希望如此，但考虑到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对政府支出无比热衷的事实，我实在不敢对此抱太大的希望。

　改革国会：为什么限制任期不能解决问题（1990）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的评论家都认同一件事，那就是国会目前的运作是有问题的。国会议员去年投票通过为自己加薪且加薪总额高达1 200万美元的议案，引起了公愤。在非总统选举年的国会改选中，投票率会大幅度降低。以上两个方面反映了民众对国会的不满情绪。

　　　经常有人认为，国会之所以问题丛生，主要是因为现任者在竞选的时候拥有优势。民意调查显示，多数民众希望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来限制国会议员的任期——参议员任期应限制在一届或两届，而众议员的任期则限制在3～6届。我赞同国会的确需要改革（《商业周刊》，4月16日），但是，限制国会议员的任期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在过去50年里，现任者获得连任的几率大幅度升高：众议员连任几率高达90%以上，而参议员则超过70%。当然，这些数据过分夸大了现任者的优势，因为现任者认为胜算不大的话，通常就不会再参选。1986年，在即将到任的33位参议员中，就有6位不再参选，而众议员决定不继续参选的人数则超过50位。

掌握窍门

　　　话说回来，现任者显然还是拥有诸多优势的：他们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有机会在电视上抛头露面或参加广播节目，有更多的渠道接触上流社会，也可以利用职权来拉拢选民及利益集团。除此之外，现任者也比首次参选的人更容易获得选举资金。

　　　在美国等现代化国家，员工在同一家公司长期供职已成为普遍趋势，国会议员的任期也体现了这种趋势。拥有技术的员工在工作几年以后很少换工作，这是因为他们需要很多的训练和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好；经常换工作的话，可能会大大降低他们的生产率。

　　　国会议员也一样，他们需要好几年的经验才能掌握窍门。例如，要通盘了解国防议题以便和戎马倥偬的高级将领对答时应付自如，这就需要长时间投入才做得到。另外，国会议员在面对环保主义者或化学工业的发言人时，也需要足够的知识背景才能分辨这些人究竟是为公众利益讲话，还是只为自己争取利益。因此，就算现任者和其他候选人比起来没有其他优势，选民或许还是会让现任者连任下去。

　　　批评人士也承认，担任国会议员的时间越长，议事能力就会越强。他们认为，对现任者来说，比起这些真实存在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为竞选筹款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及其他利益集团的有害影响。限制国会议员任期的做法，反而可能会增加这些团体的政治影响力，因为没办法靠各种在任优势获得连任的国会议员为了选票和选举经费，可能更需要对这些利益集团做出政治承诺，以换取他们的支持。

　　　除此以外，国会议员如果不能指望长期干下去，那么为了替自己找到后路，就会看哪些团体在他们任期结束后可以提供职位或顾问费用等，从而在任内利用职权为这些团体谋利。有些原来担任公职的律师和官员在离开政府部门后，会受聘于任期内打过交道的团体。假如两院议员在短暂的任期结束后就必须退职，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

政治利益

　　　限制任期的支持者也说，如果国会议员不必担心竞选连任的事，就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有关社会公众利益的事情上，而不会在政党立场上大做文章。但是，那些不能指望长期留任的国会议员，不是更有可能对待工作马马虎虎，拿出更多的时间来为自己安排后路吗？只有没有正确认识人性且不懂得个人行为会受到诱惑影响的人才会认为：剥夺留任原职的权利会改善工作绩效。

　　　国会运转存在严重的问题，并不是因为现任者拥有明显的竞选优势，而是因为有太多的团体想从联邦政府那里得到政治利益。在其他民主国家里，两院立法机构的代表也面临着各种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但其他国家的候选人通常更多地受到政党的约束，而且也不必像美国这样依靠利益集团来提供竞选经费。

　　　与其他国家的民意代表相比，美国国会议员在国会的言行举止也许显得愚蠢、可笑得多。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在进口关税和配额方面的规定以及农业政策等法律规范上是否比其他国家糟糕？我不认为如此：至少美国并没有征很高的所得税，也没有普遍实施国有化计划等，而这些都是欧洲民主国家所制定出来的坏政策。

　　　要有效地改革国会问题，就必须减少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这样的话，国会才能把精力集中在各州及民间无法恰当处理的议题上。我认为，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轻易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很明显，减少现任者的竞选优势并不能大幅度改善国会的运作，而且很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联邦工资改革的唯一标准：民间工资水平（1989）

　　　联邦工资结构需要进行全面改革。联邦工资不应该由预算赤字的规模来决定，而应该看是否能够吸引合格的人才。四年一度委员会（Quadrennial Commission）建议提高政府高层主管的工资水平，这个建议大体上是很靠谱的，但从长期来看，如果能根据民间企业的工资水平来调整联邦工资结构，将降低政府的支出。

　　　其原因在于，比起在地方工作，大多数联邦雇员的收入更高。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兰·克鲁格最近所做的研究显示，联邦雇员的薪水大概比同等教育和培训水平的地方员工要多出5%～10%。另外，政府官员的离职率低，而且很多人等着进入联邦政府工作，也都显示出政府的工作有优于民间的地方。不过，联邦雇员不会因为享有这些优势而更努力工作，因为他们几乎不会被解聘，也不会遭到降职。

　　　我认为，大多数联邦雇员之所以工资较高，是因为他们在实质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利益集团。他们操纵国会法案和总统行政命令的执行，因而能够拥有政治影响力，这并不令人意外。

　　　不过，联邦政府高层主管的工资则比民间企业主管的要差得多。没有哪个政府主管的年薪超过10万美元，但根据《商业周刊》（5月2日）的统计，民间企业高层主管的工资加上红利平均为96.561 7万美元。就算是民间非营利性机构的主管收入也比同等职位的政府主管高出很多。

诱惑

　　　很多政府高层主管的职务很难招聘到合适的人才，而且这些位置的流动率也很高。司法部就留不住那些雄心勃勃且经验丰富的律师，因为他们的收入还赶不上很多刚从学校毕业而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年轻人。在民间工作有更好的赚钱机会，因此，就连最富有奉献精神的政府主管也不免会心动。

　　　有些保守派人士担心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因而认为政府官员应该接受低工资及高流动率。官员滥用权力的问题的确值得担心，不过，让官员得到合理的工资才能改善其工作绩效。官员的收入太低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利用职权，对其权责范围的某些企业给予特别照顾，希望能获得金钱等方面的好处，包括卸任后的工作机会等。

　　　比起大牌律师的收入，地方及联邦上诉法官的10万美元年薪的确相形见绌，但这并不表示法官的收入过低。法官们能够拿到大笔退休金，享受到大量特权，而且，随着联邦法院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法官们的职权（也包括工作量）也会越来越大。因此，虽然法官的薪水相对较低，但在过去10年里，联邦法官的素质应该说还是提高了。这是因为政府任命了不少优秀的上诉法官，他们也都在职位上留了下来，其中包括斯蒂芬 G. 布雷耶（Stephen G. Breyer）、弗兰克 H. 伊斯特布鲁克（Frank H. Easterbrook）、理查德 A. 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等等。

　　　该委员会建议应该大幅度调高联邦法官工资的理由是，在1974～1988年间，法官的离职人数是前15年的10倍之多。不过，那段时间大批法官离职，可能是法官总人数大量增加所致；另外，在那段时间里，年轻人担任法官的比例也比较高，他们换工作的频率本来就比资深法官的要高。

权力

　　　该委员会所提的理由虽然没有说服力，但对法官大幅加薪似乎是有必要的。原因是，联邦法院的权限变大，因此必须把法官的工资调高才能吸引能力好而又精力充沛的律师来担任这个职务。

　　　有些人对委员会的建议提出批评，主要是因为委员会提议把国会议员的年薪调高46 000美元。不过，委员会也建议禁止国会议员接受任何来自民间的酬谢金；如果这条禁令能够落实，那么国会议员的实际收入增幅就不大了。当然，有些为了得到政府好处的利益集团让国会议员有额外的收入来源，这是不允许的，这就好比，没有哪家恪守伦理道德的企业会容许公司职员接受供货商或顾客的礼物。

　　　目前国会议员的薪水是89 000美元，这样的水平能不能吸引合适的人来竞选国会议员呢？有才华的人在民间可以赚到很高的薪水，而在国会任职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从这一点上看，该委员会认为国会议员工资过低的说法或许是对的。不过，就算维持当前的工资水平，国会议员的位置仍炙手可热。最近举行国会选举之前，在535位现任者里面，自愿放弃参选的人不到20位，而获选连任的比例则高达95%。

　　　国会目前正想尽办法要削减预算赤字，但该委员会的提案则可能会增加联邦支出。如果依照我的建议来全面改革联邦工资结构，政府支出会得到削减。如果能根据民间的薪资标准来调整目前工资过高的官员的工资水平，那么，从长期来讲，这不仅能够削减政府预算赤字，还能够提高政府官员的素质。

　正确看待平衡财政预算的政策（1987）

　　　（1987年）10月19日股市崩盘后，美国民众纷纷呼吁削减预算赤字。削减赤字是个不错的理由，但是我担心的是，过分要求平衡预算，所滋生的问题可能比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尽管没有丁点儿证据表明崩盘与赤字之间有什么关联，但是经济学家、商界人士和媒体要求削减预算赤字的呼声却不绝于耳。

　　　美国的赤字在1986年熊市的时候也绝不比1987年的小。1929年股市崩溃时的预算还略有盈余。在预算赤字小于美国的其他国家（如英国），股市跌幅更大。就连熟悉上述事实的人也认为，只要是为了削减赤字，蹩脚的观点也可以拿来作为理由。

　　　赤字不是由不称职的政治人物引起的，而是那些特殊利益集团造成的：它们从政府那里得到了较多的好处，却没有缴更高的税。如果《格拉姆-拉德曼法案》等限制赤字的措施能有效控制政府支出的话，立法者将通过对私营部门实行管制和征收隐性税的方式来尽量满足权势群体的要求。

　　　在过去几年里，国会已经对压力做出了这种回应：国会强制企业提高享有宽松的医疗保险的职工人数，从而增加了医疗支出。老年退休员工的政治权力不断扩大，导致老年职工受到歧视的说法受到了过分的强调，而且加大了私人养老金计划规模方面的立法力度。同时，为平息为儿童护理提供补贴的呼声，联邦立法者努力起草法案，要求公司为怀孕妇女和新生儿父母提供休假。

　　　在提交给国会的议案中，这些休假不是带薪的，但是当提议者举出瑞典和德国这类休假都是带薪的例子后，此类休假在美国成为带薪假期也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如果法律规定护理儿童的假期属于带薪假期的话，各家公司将不太愿意雇用或者提供要职给年轻的已婚女士，因为一旦她们怀孕，公司就不得不提供带薪假期。

潜在的伤害

　　　如果预算缩减导致军队的待遇相对下降的话，将导致自愿参军的人数不足，这将让一些人认为志愿兵役制无法运转，从而引发新一轮的恢复义务兵役制的呼吁。义务兵役制强迫一些年轻人参军，而这些人如果从事民间工作的话，会有更高的生产率。军队待遇差，使得实行义务兵役制成为必要，而且打击了那些本来有可能成为好军人自愿参军的积极性。

　　　为了让财政预算平衡看起来更平衡，卖掉政府资产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方法。因为在政府账户上，政府资产的价值并不从未偿付债务中扣除，所以，出售政府资产会在不改变政府负债的情况下，提高政府收入。不过，这算得上是政府会计制度的缺陷，不应该以此作为对很多政府资产和政府活动实行民营化的理由，因为这种民营化的理由实在有很多，而且很充分。

　　　我赞成对很多政府活动实行民营化，也赞同邮政系统等政府机构向公众收取足够的费用来弥补成本。但是，我强烈反对通过管制和向私人公司及个人实行管制与征收隐性税的方式来达到削减政府支出的目的。

假象

　　　上述政策通常会大大降低私营部门的生产效率并且让无辜的百姓遭殃。比如说，国会强制性地要求私营企业加大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计划的支出力度与覆盖面，这也许能够提高部分老年员工的福利，但同时，这些政策也使得一些年龄稍长的失业者更难找到工作。企业不想雇用那些在养老和医疗方面有高额间接支出的员工。

　　　通过管制和隐性税的方式而实现的政府支出削减，造成了一种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有所下降的假象，而且还扭曲了人们对联邦支出在不同类别间分配的看法，因为只有特定类别的支出容易转移给私营部门。比起武器装备或对未婚先孕的年轻女性的援助等方面的支出，医疗保障、养老金、儿童护理和平权行动等方面的支出更容易转移出去。其结果是，在其他不容易转移给私营部门的支出类别上，政府支出的相对重要性增加了。

　　　有些经济学家反对削减财政赤字，对此我不敢苟同。赤字是一种由未来几代人承担的税，而这几代人对税收的承受能力或许还不如当前这一代人。遗憾的是，任何削减财政赤字的计划都不能真正控制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利益集团总是在呼吁得到政府救助并享受低税率，如果追求更加平衡的预算赤字并非出于更强烈地抵制这些利益集团的目的，那么平衡预算的政策可能比财政赤字本身的危害还要大。

　与流行观点相反，经济繁荣的确福泽底层（1988）

　　　人们普遍认为，里根当上总统后，受益的是中产阶级和富人，而不是穷人。这种看法大概反映了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发表在《大西洋月刊》杂志上的著名指控——供给学派经济学应该视作为富人减税的特洛伊木马，该学派认为，这种减税的效果会向下渗透，从而惠及贫困阶层。

　　　但劳工统计局和普查部门提供的有关就业和黑人、青少年及女性在1976年（福特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1980年（卡特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和1987年的就业和收入方面的数据显示，对过去八年里的经济表现的这些印象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与年长的、有技术背景的白人员工相比，年轻的、非熟练的员工和少数族裔更容易失业。然而，不仅仅总体失业率在下降：卡特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是7%，1988年7月则下降到5.4%，而且黑人和青年人的失业率也比当时低了很多。例如，黑人的失业率虽然仍然很高，但是已经从14.3%降到了1980年的11.4%。

快速增长

　　　黑人员工的收入增长趋势一直不太乐观。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快速增长后，黑人男性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工资水平与白人相比有所下降。但是，在过去三年里，黑人男性的收入一直增长得更快，而且失业率也出现了急剧下降。

　　　就业困难挫伤了部分失业者的求职积极性，有的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因此，失业率可能会有所下降。

　　　但相关记录显示出相反的结果：失业率下降了，而就业率上升了。从1980年到1988年7月，1 500万人找到了工作，黑人的就业率上升了4.5个百分点，超过了所有员工就业率的增幅（3.1个百分点）。

　　　失业率的下降和就业率的上升是因为这一时期实际工资出现下降，从而促使雇主雇用更廉价劳动力所致吗？在1980～1987年间，实际时薪并没有任何上涨。在任何情况下，实际收入下降和失业率下降之间的关系很难得到证明。在1976～1980年间，虽然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幅度超过5%，但是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

　　　里根政府一直遭到许多妇女团体的批评，部分原因是里根政府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和可比价值法律。矛盾的是，女性员工过去八年里表现得非常好。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的失业率都有所下降，而且，全职的男性和女性员工的中间收入差距从1980年的39个百分点下降到1987年的32个百分点。

　　　由此可以愈发清楚地看出，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明显改善。要知道，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工资的性别差距一直维持在40个百分点左右，而且，许多人认为，这种收入差距的缩小，离不开政府提供的广泛帮助。

　　　但是，对一个反对平权行动的政府来说，政府的帮助作用其实没那么大。充分就业的环境、向服务经济的转变、培训的增加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等因素都促进了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

　　　批评里根政府的一些人承认，工作机会大大增加也是一个因素，但他们辩称，新增加的工作一般不需要什么劳动技能，工资水平也很低。在他们看来，美国正在成为一个烤汉堡包的国家。

　　　然而，在《公共利益》冬季那一期的一篇文章中，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马文·科斯特斯（Marvin Kosters）仔细考察了近年来的就业机会创造问题，研究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工作在高、中和低收入水平之间的分布情况和上一个10年的情况一样，大体上没有变化。

争议颇多

　　　事实上，在里根任期内，经济增长的受益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熟练员工，而不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非熟练工人。当前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近年来上大学的收入回报比20世纪70年代增加了不少。

　　　芝加哥大学的墨菲教授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韦尔奇教授研究发现，30年来，现在接受大学教育的回报是最高的。

　　　这些研究表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黑人、女性、青少年及其他弱势群体都充分参与到过去六年的经济繁荣中了。这个结论是有事实依据的，而且和下面这个颇有争议且充满政治意味的问题没有关系：经济繁荣是不是减税、预算赤字、美元贬值等因素所致。或者，墨菲和韦尔奇所做的如下估计是否正确：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进出口的结构及其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妇女、黑人、大学毕业生和年轻人的工资构成了极大的影响。

　实行短期补救措施，未来可能会有麻烦（1986）

　　　有些公共政策和私人行动在执行之初会起到一定作用，但随后常常会引起槽糕的后果。政府特别容易在诱人的短期利益面前屈服，但政府制定出来的政策能够大大改变个人和企业的长期行为。

　　　新移民法就是一个例子。新移民法对1982年以后到美国的非法移民实行大赦。该法律将提高这些移民的福利，但代价是，其他非法移民会因此而受到鼓励，寄希望于未来再度出台特赦法令。另一个例子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削减了政府公债的真实价值，也减轻了政府以往的财政赤字负担。长期贷款的利率上升，是我们为当时的通货膨胀所付出的代价。贷款人现在要求提高利率，因为他们预计，未来政府会利用通货膨胀来减轻过去几年里的财政赤字负担。

　　　政府为保护借款人所做的努力也是一个例子。许多家庭因为高估未来的收入或低估他们的支出而积累了高额债务，超出了他们的偿还能力。我们很容易同情这些处于财务困境的家庭，并希望化解它们的困境。在这方面，破产法就特别吸引人，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摆脱因过去失误而积累起来的债务负担并东山再起的机会。

感恩节礼物

　　　1978对破产法做出的重大修订大大提高了通过破产可得到豁免的个人债务的价值。更进一步，为了缓解农民的困境，在感恩节生效的破产法案的附加条款大幅提高了农民可以通过破产来一笔勾销的债务的额度。最近几年，农业经营者的收入很低，但他们却背负着20世纪70年代那个繁荣时期积累起来的沉重的债务负担。因此，申请破产的农民人数显著增加。

　　　如果实施更加宽松的破产条款，似乎会进一步减少因过去的失误而造成的阴影。有证据表明，更宽松的破产法加大了债务人选择破产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两位教授威廉 J. 博伊斯（William J. Boyes）和罗格 L. 菲斯（Roger L. Faith）在1986年4月期的《法律经济学杂志》上指出，1978年个人破产的数量有所上升，在1978～1985年间尤为明显。最新修订的破产法必然会增加申请破产的农民的人数。

　　　但是，宽松的破产法虽然让借款人短期受益，但总会带来很高的长期成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银行和其他贷款人正在修改高风险贷款和有固定资产但收入较低的借款人的借款准入条款。他们提高利率，缩短贷款期限，而且，与1978年放宽限制之前相比，贷款申请遭到拒绝的现象更加频繁。因此，长期来看，这些宽松的破产法或许正好对那些在短期获利最多的人带来了伤害——这些边缘借款者更有可能遭遇财务困境。他们获得贷款的难度会加大，并且获得贷款的条件也会将更加苛刻。

贷款减少

　　　博伊斯和非斯的研究发现，在破产法1978年修改通过后，破产者的抵押担保债务与无担保债务的比率下降了。对其貌似可信的解释是，新规定降低了对高收入者及其他高信誉度的借款人的抵押要求，而加大了对高风险贷款人的抵押要求，从而降低了高风险贷款的比例。

　　　对于西方债权国的高额债务，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最近成功地实现了部分拒付，类似的长期后果将随之而来。这次拒付虽然在目前帮助了这些国家，但这将减少西方国家对这些贫穷国家的贷款额度，还会导致未来贷款的利率上升、期限缩短。

　　　已经有人提议，为了让破产的罪犯获得重新开始的机会，应该允许通过破产法来撤销那些罪犯必须缴付的赔偿款项。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区在1985的一次判决中支持了这一观点。幸运的是，最高法院11月重申了以下原则：罪犯承担的赔偿和罚款不得通过申请破产来豁免。如果不这样的话，经济处罚对罪犯就构不成什么威慑，而且法院将不得不更加依赖监禁来惩处罪犯。

　　　特赦计划、通货膨胀以及宽松的破产法会带来短期收益，在这些巨大的诱惑面前，政治家们往往把持不住。不幸的是，由于私人行为会对公共政策做出反应，这些短期收益都会带来长期成本。因此，应该鼓励政策制定者抵制这些诱惑。更为明智的做法是，从长期的角度来考虑政治决策，以避免最初的短期收益和最终的长期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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