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专题:《曾子墨热度访谈:中国经济的12个问号》
易纲: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很重要。如果你往回看,2007年我们主要防通货膨胀和防经济过热。那个时候内行的人就看得出来,我们的货币政策最紧的时候是2007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也确实遏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势头。那时候要是有比较多的投资,现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会更加严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调控还是有预见性的。我想现在大家投资会比较谨慎,这个是肯定的。在这个当口上我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一些已经规划好、已经在施工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可以加快,比如说京沪铁路。还有一些有关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说饮用水,还有农村的道路、电网,我们都可以加快。这个时候政府的投资跟上,也会激活一些配套的投资,使配套投资更加安全。我想从经济周期来看,可能比较困难的就是2009年,顶多是2010年。在这个时候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对中国的整个投资有一个平滑的作用。

曾子墨:虽然您前面提到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还是非常健康,但是如果税收大幅度减少,卖地的收入也减少的话,政府投资的能力会受到多大程度的限制? 易纲:中国整个的财政结构是税收上中央占大头,然后中央给地方政府有各种转移支付,所以我们的财政还是稳健的。虽然最近几个月财税的增长率明显下降,但是总体来讲财税还是稳健的。地方政府确实有一些土地的收入,在目前这种调整期,对地方政府的收入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转向正常。另外我们现在所谓的政府投资,并不是搞工业项目,也不是搞生产能力。我讲的政府投资、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首先是对民生的一些支出,就是直接发给老百姓的钱,比如说低保,比如说保险和教育。包括灾区重建,也是直接发给老百姓的钱。这些钱会很快起作用,因为钱发到老百姓手里,它的效用总是最高的。老百姓花自己的钱总是最小心,花到他最需要花的地方。还有一部分政府投资,是跟民生密切相关的,也不是工业项目。这些投资的资金来源,我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会解决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