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曾子墨热度访谈：中国经济的12个问号》
曾子墨：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我们更应该警惕通胀还是警惕通缩，特别是考虑到外部金融危机的因素？
易纲：中央银行的职能主要是保持币值的稳定，既要防通胀也要防通缩。我觉得近期我们主要应当防止通货紧缩的可能性。比如说银行一旦预期不好，就可能惜贷。这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宏观金融环境，把风险降到最低。从中期到长期来看，我们另外一只眼也要睁着，就是流动性放得太多。如果全世界的中央银行把流动性放得太多，利率放得很低--而且这种情况已经出现，美国的利率已经是1％（ 据12月17日消息，美国的利率再次大幅下调到0％-0．25％ ），日本的利率是0．3％，欧洲和英格兰银行马上又要降息。如果全世界的银行都把利率放得比较低，而且流动性提供得比较多，从中期到长期来看，我们也要注意另外一种风险。但是近期毫无疑问，应当注意防止经济下滑和通货紧缩的倾向。 曾子墨：如果长期面临通货膨胀，短期可能面临通缩的危险，中国将如何去面对？ 易纲：我刚才说过，我们的四张资产负债表都比较好，实际上中国财政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是非常好的。你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有很多方式可以释放流动性。比如说现在我的目标是防止经济下滑和通缩，我就要给市场提供流动性。你得考虑几个方面，比如说我的央票到期，如果不继续大量追发的话，就是在释放流动性。现在的存款准备金率比较高，在16％左右，我可以逐步把存款准备金降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也可以释放出流动性。另外你看看中国的利率，现在实际上是不高不低，在一个适中的水平，不像日本已经是0．3％，没有什么再往下的空间了。我们的利率是在一个进能攻、退能守的位置上，不管是从央票的余额来看，从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比例来看，还是从利率来看，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保持市场充足的流动性。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想防止通缩还是有很好的条件。 曾子墨：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整不够及时，比如说1996年的时候，因为经济过热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是没有预见到经济下滑的风险，导致1998年出现通缩，经济增长放缓。这一次大家就担心，是不是因为政府的政策调整不够及时而重蹈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