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曾子墨热度访谈：中国经济的12个问号》
曾子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现在央行开始向市场释放大量的流动性，是不是能够解决中国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比如说美国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所经历的，就是美联储不断释放流动性，一次一次地缓解它的问题，推迟它的问题，用一个泡沫代替另外一个泡沫。所以他们担心，中国央行是不是和当时美联储做着同样的事情？ 易纲：我想是货币和实体经济关系的问题。我刚才说过，中国的四张资产负债表很健康，经济的基本面好，老百姓消费占GDP的比重很低，现在不到50%，上升的空间很大。也就是说实体经济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在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比较便宜，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科技人员也比较充足，所以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是有利可图的。企业在这方面的基本面也是比较健康的。再加上政府的投资。中国和日本、美国不一样，中国还有很多基础设施需要改善，特别是在广大农村。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政府已经找不到可投的项目。农村的电网，农村的道路，农村的饮水工程，还有的是项目。政府还有很多事情可干，企业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干，老百姓的消费空间也很大，所有这些就是实体经济未来发展的潜力。再加上我刚才说的，有一个宽松、适度的货币政策环境，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些潜在的需求就会释放出来。如果需求释放出来的话，经济就会比较健康，保持一个适度的增长。而不会像有些发达国家，比如说日本，它可以很多年在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下。中国那种可能性的概率是很低的。 曾子墨：未来如果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减息，我们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比如有人就说，2008年央行两次减息，特点都是不太对称，是不是考虑到银行本身的利润问题？
易纲：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我们会综合考虑广大居民的存款利益。现在很多老百姓也有住房抵押贷款，他不仅仅是存款人，同时也是借款人。我们会考虑金融机构整体的健康。我们还会考虑企业的利益，企业主要是借款者。你要考虑居民和金融机构，还有企业的利益，同时还要考虑其他一些宏观的东西，比如对税收的影响，对政府部门的影响。我说的四张资产负债表实际上是经济的四大部门。我制定利率政策的时候，会考虑这四大部门。我们现在不是学习科学发展观吗？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所以我们会综合考虑四方面的因素，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