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国现代商业的演进历程：追寻商业中国》
虽然经过中国方面的解释，大来明白了中国取消合同的真正原因，但问题是，最初中国还以为只要作出赔偿，取消合同并不会给日方带来严重损失，可是日本方面很多设备已经是造好并付了运费的，这样赔偿金已经十分高昂。大来说，日方准备采取低息贷款的方式来帮助中国这些受影响的工程，使其能够继续运作下去。 大来刚到北京时，对新闻界讲话的姿态非常强硬，原因之一在于日商不知道与中国订立合同的可靠程度如何。日本的新闻界甚至要求政府向国际出口信贷组织动议制裁中国。但大来说，日本政府并不想这样做。邓小平也表示，中国一向有信守合同的传统，在60年代初，中国只用了三年便还清了向苏联的贷款。这样的表示给了中国以外的商业界很大的信心。大来在解决了中日合同问题之后，谈到“中日的友好关系是更根本的，对两国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并认为日方也应该抱长远的看法，不必太过因为最近发生的事而受影响，因为在某一意义来说“中国也是在摸索的阶段”。 不仅是日本，原计划由欧洲建设的一些工程项目也取消了。中国在这年春天甚至派出了一队100人的高级贸易官去布鲁塞尔，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中国贸易周，他们用了两周时间试图来说服抱有疑虑的欧洲，毕竟中国的贸易潜力还是不小的。 中国人说这些项目的取消仅仅意味着“调整”时期的暂时转移，中国并没有诸如“关门”倾向的任何极端做法。这100名中国代表在布鲁塞尔的时间大部分花在了在希尔顿饭店的门廊里同欧洲的500名企业家、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周旋，告诉他们，也是告诉西方企业的其他人，“资本家仍然是需要的”。
和大来访华时得到的说法一致，这些在欧洲的中国官员也说中国要扩大消费品的生产。当时正在布鲁塞尔的一位美国官员说，中国贸易和吸收投资的潜力仍然很大，问题是要找到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的正确方案。不管怎么说，在欧洲人看来，中国还是会坚持保持门户开放，尽管他们觉得，“中国人是否实行他们的打算这还要看”。 一些从海外回来的华侨或者“港澳同胞”也在“看”，不过他们是回到国内在“看”。一位叫廖平的香港人在这年回到了老家上海。他就觉得上海人荷包里的钱比以前多了，商业街区也是一片繁华：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店堂里顾客盈门。凡是高档的商品都比较热门抢手，那些质次价廉的反倒多半受人冷落。饭店酒楼现在也是顾客盈门，这一年的新春，上海青年出现了结婚热潮，大办喜事的情景盛况空前，而且排场不小。新婚夫妇新婚装备早已不限于传统的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四大件”，而且要男方有电视机、录音机、高低衣橱、配套沙发，外加落地式台灯、落地式电风扇……甚至小房间放不下宁可堆叠起来。女方则负责床上铺盖、房间摆设，仅棉被一项就要求十条以上。十桌酒席在上海也算是平常的。而这一年吃喜酒的红包，20元人民币是“公价”。 在中国其他地方，半导体收音机现在已经日益普及。人们认为，现在中国大约有200万台黑白电视机。据说，北京还有2万辆“轻骑”摩托车。而以前，有的只是自行车。不过，官员们现在已经对空气污染表示严重的不安了。 日本人认为，中国正在迎来“消费元年”。另外，诸如“旅游元年”、“观光元年”的词语也被赋予了这一年。在中国头号现代都市上海，黑白电视机倒是出现了销售下滑的趋势，而直到去年这仍是最受欢迎的商品。不过，这不代表电视机不再受欢迎了。上海第一百货商店拥挤的店堂内，围着人墙的地方是卖高级衣料、收录两用机和洗衣机的柜台。在卖电视机的柜台，数量少的“超高级品”彩色电视机，吸引着人们热切的目光。在首都北京，情况也差不多。当然，这种情况在地方城市和农村就有相当的不同。在成都和重庆这样的地方，黑白电视机还是很受欢迎的；在农村，黑白电视机才刚刚开始普及。 从整体来看，同两三年前相比，消费能力正在提高。仅就家用电器而言，从中心城市到地方城市，以及农村，普及的浪潮正在扩展开来。支撑这种消费提高的因素，首先是因为城市工人增加工资和奖金制度已经固定了下来。虽然在此期间，物价也上涨了，但是扣除这些因素，收入的确是提高了。另一方面，农村的自留地扩大增加了农民的副业收入，农产品收购价格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大大提高了。 虽然大多数“好东西”的需求要超过商业部门的供应能力，但是，也不是每种产品都好卖。南京的蝙蝠电扇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