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国现代商业的演进历程：追寻商业中国》
但就在一年前，飞达双羽还碰到过困难。曾经的出口市场随着西方的经济萧条而大幅缩小，一年的生产任务仅能维持半年的生产。飞达双羽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重视国内市场的，他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外销损失内销补”。在把业务的重点转移至国内之后，他们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设计人员也设计出了70多种新款的羽绒服装。果然，国内市场一炮打响。 国内市场之大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这不得不让他们继续增强生产能力。拥有垦殖基地的江西共青羽绒厂于是成为他们的联营伙伴。飞达派出了技术人员前去江西指导羽绒服装的生产，共青厂的产品也贴上了“双羽”的商标。他们的联营甚至还让市场出现了一股“羽绒热”，连江西省副省长和上海市副市长都对他们颇有好评。
会做生意的还不止是曹兰英和张成林。广州白云山制药厂收购了一批杭州制造一厂的驱虫药“噻嘧啶”，改了个名字叫“疳病痊”，半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100万元，甚至一些药店一贴出“今天疳病痊有货”的告示，就会有人排着长队购买。 这样的好销路要归功于这家厂以销售为中心的总体经营方式。白云山制药厂要求各个部门都要“面向经营，参与经营”，他们的生产计划并不来自上级的指示，而是由厂里的供销部门安排，并且随时根据市场情况来调整生产计划。一次四川发生严重的水灾，这个厂派出了一位党委副书记带着供销人员前去当地市场查看，然后根据市场的需求增大了庆大霉素的生产，减少了原以为这里需要的感冒药和消炎药的生产。只几天，这个厂的庆大霉素就向四川发货了。白云山制药厂的供销部门甚至还有一些“应变权”，遇到某些药品出现降价竞争，他们还有定价权，并不需要向厂里汇报。仅在成都的医药交流会上，这样的应变权就让几个供销员拿回了1 000多万元的要货合同，这比一些省级医药站接到的订单还要多。 “老上海”的商人现在也开始焕发活力，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简称爱建公司）的刘靖基就是这么一位。从上海金陵东路的咖喱鸡饭，到淮海路上的彩色皮鞋和胶鞋；从名噪一时的美达“黑牡丹”女衬衫，到风靡上海的“飞碟”和“魔方”；从款式别致的女表外壳，到化妆品E?B?C?香雪脂……这些市场上的新鲜玩意，几乎都和爱建公司有关。1980年，爱建公司就和街道工业公司合办了生产文教用品的精工仪器厂，这家厂生产的第一个产品——以塑代木的塑料三棱尺——在当时就属于国内首创，销路非常好，一炮打响。不久之后，其他文教用品厂也开始模仿，竞争开始激烈，价格下降。精工仪器厂于是开始转产“飞碟”，又成为畅销产品。之后，精工仪器厂又转产了“魔方”。这是个从国外引进的小玩意，很快成为当时流行一时的老少咸宜的玩具。尽管畅销，爱建公司却觉得这股“魔”风并不会刮太久，于是他们又开始着手准备开发新的产品。 此时已经81岁高龄的刘靖基领导下的爱建，有着16字的“爱建经营特色”：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好我廉，人廉我转。此时的上海爱建，已经有了50多个下属企业。到1993年，上海爱建还将成为一家上市公司。 刘靖基1902年9月15日出生于江苏常州，早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先后担任过江苏纶纱厂、上海宝成纱厂的职员、经营部主任和上海裕靖棉织厂的经理。1930年他与人合作接办常州大成纱厂，并任经理。1938年刘靖基在上海公共租界创立安达纱厂，任董事总经理。1942年任上海棉纺同业公会收花处常务理事、总经理。抗战胜利后，任南京江南水泥厂副董事长、董事长，全国纺织业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靖基放弃了一度想搬迁工厂至香港的打算，留在了上海，并在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率先在棉纺同业中申请公私合营。在这以后，刘靖基担任过上海棉纺工业公司经理、上海市工商联常委、主委，民建上海市副主委、主委，中国贸易促进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副主席等职务。“文革”中，刘靖基受到迫害。但1979年，年近八旬的刘靖基仍以“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激励自己，带头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办了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