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国现代商业的演进历程：追寻商业中国》
1986年理想与现实 五年前曾任日本《每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的迁康吾是年已不再把目光简单地聚焦在他1981曾经关注过的“自由市场”上了。此时的他已是日本东海大学的教授，对中国立志要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充满信心。 在迁康吾眼中，此时的中国，“改革”已经深入人心。无论是北京的职员还是上海的工人或是杭州摆摊的老太太，迁康吾所见的每一个人都欢迎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或是认为这种改变是无可避免的。尽管迁康吾还是很留意“文革”各种的痕迹，并且认为这种痕迹还未能全部消除，但是，他还是认为那种担心再搞“文革”或是“左派”全面卷土重来的气氛已经淡薄了，改革已经深入人心。即便是那些抱怨改革带来的混乱和弊端的人，也不希望拿现在与十年前相比较，而是更希望改革更扎实、更顺利地进行下去。
这几年来，迁康吾一直在对上海、北京、成都和广州等地进行定点考察。在相隔14年之后，迁康吾再次来到广州，又参观了他1972年曾经到过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所在地原本是孔庙，在“文革”期间，这里曾竖起巨大的毛泽东雕像。但现在，这些都已被拆除了，相邻而建的毛泽东纪念馆现在成了广州市图书馆。当时的室内陈列展品都是与毛泽东有关的东西，现在的展品则忠实反映了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历史。 迁康吾认为尽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假若中国能找到战胜当前无数困难的方法，并消除弊端，中国的前途还是很有希望的。 对模式的探索 彼时的中国商业界正热衷于找出一条通往现代化之路的捷径。“横向经济联合”是其中之一，各种各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命名与争论也在1986年频繁地上演。除了后来闻名遐迩并且争论不断的“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是年被冠以“模式”的地区还有许多。日后历史将会证明，真正在这种“模式竞争”中胜出的将是更倾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方式，但它们的命运亦将多舛，受到的质疑也会更大。 安徽阜阳，这时也炮制出一种以它们的地名命名的“阜阳模式”。这一年，安徽省体改办的陈德邻撰文宣称阜阳出现了类似温州的奇迹：兴起了11万多家家庭工业户，家庭工业产值去年（注：1985年）达6?63亿元，占全地区工业产值的1/3。 在“阜阳模式”中，一些见多识广的能工巧匠、退伍军人、基层干部起着不小的作用。陈德邻把他们称为“能人”，这样的“能人”引起了“一户致富几户跟，几户致富带全村”的“能人效应”。 以亳州市沙疆溜村为例。两三年前，这里的三位农民王张氏、程丁氏和陈昌盛各用15元买了一把切药刀，开始为药商加工中药材，一天可获得三元钱的报酬。亳州的药材交易历来很盛，这样的报酬立刻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全村。到了1986年，沙疆溜村除了六个孤寡“五保户”外，每家都买了切药刀。这年的上半年，这个村就加工了450吨药材，获得了2万多元的报酬。 不过不同于历来有重商传统的温州，阜阳走的并不是温州那种“以商促工”的道路，而是“以工促商”。他们大多是替别人做加工出身，只有少数人才得以成为“推销专业户”。一些加工户偶尔也有走向联合或是做大的，蒙城的胡英臣就是这样一位在当地做大的企业家。是年他已有了三个分别生产砖瓦和水泥的工厂和一个洗染店，固定资产达到了70多万元。胡英臣新建成的振华水泥厂，在这年上半年已经有了120多万元的产值，并且获利20多万元。虽然阜阳的这些企业依然还是处在萌芽状态，但陈德邻已然看到了希望，认为是找到了“广大旧式农区的经济振兴”的新思路，他写道：“‘阜阳模式’已经出现。这是中国农村进入第二步改革后的一大喜事，也是继‘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之后的续篇。” 不过，阜阳在未来的十多年中将依然籍籍无名，更别说和苏南或是温州相媲美。到21世纪初人们再记起它时，将是震惊中国的“毒奶粉”事件，以及深藏在事件背后的地方政府的贪污和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