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国现代商业的演进历程：追寻商业中国》
不过也有人提出要“干预”，认为其中的有些行为有悖于金融规定。但温州官方并没有打击这样的行为，反而认为这是有利于吸收资金和平抑民间利率的。这样，浮动利率也得以在整个温州推广。 但不管是在哪种“模式”中，政策摇摆，一直是幼稚阶段的“企业家们”最担心的。在富裕了的温州苍南县和乐清县，农民几乎家家订报。小小的金乡镇订《人民日报》的就有210多户，其他报纸竟然有8 500份。除了捕捉商品信息外，看“政策”也是他们重要的目的。这些农民企业家都知道，他们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政策”。一些人的心态是：一边富，一边怕；一边怕，一边干。但无论如何，这些人都还是想干。 “大户”的心态也有点微妙。虽然钱有了，但是他们自己觉得在政治上还是“三等公民”。瑞安县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就争着和县委书记合影，这一方面是为了显得“在政治上可靠些”，一方面也是希望这些合影能成为炫耀社会地位的资本。 《人民日报》的记者孟晓云是年对温州做了深入的采访，写出了系列报道《温州风情画》。她注意到“大户”们普遍关心公益事业，捐款办学校、建公园的很多。但她认为这种行为固然是“富起来以后，追求知识，需要文化娱乐的一种心理反应”，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注重社会对自己的评价，他们要在社会上扬名，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在孟晓云采访过的金乡镇，有七八个专业户主动捐款一万元办学校买图书，还有一些农民集资6?9万元建了一个文化娱乐中心“园中园”，公园里树了一块石碑，凡是捐款的人上面都刻了名字。
在钱库镇，一位叫王文化的农民为家乡的小学集资捐助。在他新盖的漂亮四层楼正门的墙上，挂着一块写着“远瞩”二字的匾，这是乡镇府奖给他的。王文化是一个农民供销员，但他对孟晓云介绍起自己的时候，给自己戴了不少“国营”和“集体”的帽子，比如说自己当过某镇地方供销社的推销员或是现在又是某镇工业公司的经理。这和孟晓云采访过的钱库镇一位百货批发“大户”如出一辙，也是自称自己是集体商业的采购员，怕提到私有，总是觉得公有比私有更为稳妥和体面。 孟晓云觉得，这些心态是会变化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些将成为过去，将来也许会成为笑谈；有些积攒下来，也许将成为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的因素”——诚如斯言。 记者凌志军也注意到各地方兴未艾的农村个体企业。这年他到冀中平原采访的时候，听到个口号：四个轮子一齐转，重点抓村办。相当多的乡镇干部为了保重点的“村办”企业，对个体企业采取了限制措施，比如卡电、卡油。可是，真正快速增长的依旧是个体企业。凌志军通过调查，得出了“发展乡镇企业的潜力在千家万户，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的结论。凌志军显然对“温州模式”更为推崇，他写道：“人人皆知温州经济的起飞主要不是干部办厂而是能人办厂，但如果干部不能支持能人尽其‘能’，则温州经济断不会获得那样的成功。”凌志军的话里，显然已经概括出了中国经济走向成功所必须采取的特殊的模式。 拿破仑曾经告诫说“要让中国沉睡”。《约旦时报》这一年颇为打趣地说：“但是近来的事件看来表明，中国人不仅醒来了，而且可能得了严重的失眠症。”在经历了40年代的内战和60年代的“文革”之后，中国开始致力于完成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远在中东的约旦人认为，美国人和日本人所提供的技术和资金在中国的变革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约旦时报》预测中国将在今后几十年内成为世界上许多商品和服务的最大市场。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对中国的贸易显然是很有裨益的。 中国的确是改变了。1986年的中国正在出现“消费热”，“毛式”制服在大城市已经不见了，一度曾处处都能见到的那种配有红星的“毛式”便帽现在只卖给旅游者。美国《商业日报》的记者发现，下面的场景几乎在中国随处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