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国现代商业的演进历程：追寻商业中国》
甚至连主要用于出口的吉普车也有人倒卖。这种车在国内购买十分困难，而“倒爷”手上却有100辆以上的货源，这么紧缺的商品，漏洞自然还是在于内外勾结。 “倒爷”还分成“小倒爷”和“大倒爷”，1987年对他们的定义是，“小倒爷”是指从事非法倒卖活动的个体商贩，“大倒爷”则是指那些取得合法身份或者假冒合法身份，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的企业。此时“倒爷”的活动领域已涵盖几乎所有紧俏产品的销售领域。一些“倒爷”也颇有了一些财富，烟贩子刘世奎这一年的头五个月就获利五万元，并且还把一家五口都搬到了北京，高价租了一套房子，有了自己的一辆吉普车。还有一个21岁的女“倒爷”，从陕西押运一车冒牌的西凤酒到北京，价值三万多元，被工商部门没收后，她根本不予理会，从未过问过一声。这个女“倒爷”到底赚了多少这样的三万多元，谁也不知道。还有一个“倒爷”，更是骗了上千万元的贷款，经常出入豪华宾馆、酒店，还不只在一个宾馆包房，并且长期租用一辆小汽车。
“倒爷”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假冒伪劣自然是违法，但“倒爷”倒卖的不少产品却是正货。批给他们这些货的正是那些国营单位中握有紧俏商品资源的人。并且，由于价格的双轨制，这些产品的国家定价和真正的市场价格之间差距甚大。如果都按国家定价销售，那些企业也很不情愿，因为根本无利可图。 但此时的中国社会，已完全不是保罗·马金迪九年前初来中国时那种“还没有任何堕落的现象”的中国了。外国记者在中国旅行时，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手提新式公事小皮箱的农民，这与他们眼中中国传统农民的形象大不相同。这些人高谈阔论的话题从飞机票、车票难买到走后门、送礼等等，还有一些让外国记者吃惊但显然他们却司空见惯的东西。难买的飞机票与车票，在这些人看来不成问题，只要出高价随时可以买到。他们也提到现在许多地方已经有妓女了，广州不用说，连昆明这样的城市也有。 在中国，以权谋私已经见怪不怪，甚至成了公众默许的做法，各个机关单位都利用自身的资源自寻生财之道。学校办起了工厂、开起了旅馆，科研单位去做测试工作，京剧团则开起了迪斯科舞厅。这些做法有的也确实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活跃，但从公开的集体自谋“照顾”到个人的以权谋私，这个界限却是很容易逾越的。 有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但有限的果实，人人都想先据为己有，难免私风大炽。是年纽约《北美日报》的记者丁一记录下了一段列车上农民商人的谈话，使他大为困扰，但这也许就反映了彼时中国商业的另外一面： “要办什么事，不送礼是不行的。” ——怎么送法呢？ “如果是熟人，就早有默契。如果是初次见面，就晚上到家里去。” ——送什么呢？ “以前是高档礼品，现在就干脆送钱。” ——送多少，怎么说出口呢？ “一般是交易的10%。有时也要讨价还价一下。现在什么单位都有奖金，我们也就是商议奖金多少。一年几千元的交易，就是几百元。这比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可高得多了。” 1988年峻岭与深谷之间 8年后，米尔顿·弗里德曼再次造访中国。这一年的他，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与“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也正是在这一年，他与妻子罗斯的婚姻走到了第50个年头，在厄瓜多尔，家人们为弗里德曼夫妇庆祝了金婚纪念日。 在1980年，中国人老式单调的灰咔叽布服装、灰暗肮脏的制服曾让弗里德曼留下深刻的印象。但1988年已经不是这样的景象，街上服装的色彩和多样化显露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明显迹象。由改革带来的最初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农业上，效果十分明显，既提高了农业产量，也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到1988年，改革已经影响到了城市，虽然还没有对国营企业产生任何程度的实质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