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国现代商业的演进历程：追寻商业中国》
这30年自然也是我所经历的人生岁月。1978年，我读小学一年级，住在杭州的长征路上，在杭州市长征一小读书。不久，这条路改名叫了武林路，日后更是成为杭州著名的女装一条街，我读的小学，在我三年级的时候成了武林路小学。
从读小学一直到成人，实际上我并不觉得我们正在经历着多么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然而仔细思索这30年，虽然儿时天文学家的梦想并没有实现，生活与工作也尽管还有着诸多的压力，但这30年，我们的的确确是改变了。破旧的城市已经越来越现代化，昔日连杂货店都没有几家的武林路现在也成了商业中心，破旧的自行车已经换成了私家汽车。大多数中国人在这30年里，也变得更为富有，能接触到更多的资讯，有更多的机会，除了为政府与国有企业工作，也可以自己创业，或者在外资企业、自由企业工作，在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工作、经商或是旅行、定居也不再像30年前有那么多的限制。如果说是什么促进了中国的这种改变，我认为是商业，尤其是自由商业，它的精神，以及它所创造的财富和对人的改变。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30年的变化是一种必然，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全球工业化演进的一个片段。而对于中国而言，意义更为重大。自晚清“同治中兴”始，中国人民一直在追求着国家富强、现代化、自由、民主与独立。在这百多年对现代化追寻的历史中，中国历经艰难坎坷，终于迎来了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崛起。 在2006年上半年定下写作这30年之后，我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思考写作框架，最终的思考结果便是这本书的写法。写作这本书所用的资料用海量来形容是毫不为过的，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周林英和蔡雪飞两位同学在她们的研究生期间先后担任了这本书的写作助理工作，负责替我拍摄1978～2008年各种纸质媒体有关商业报道的资料，为此我们查阅了历年来的报纸和杂志，拍摄的照片有好几万幅。一些传记和商业史类书籍也成为我的参考资料。但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社会的背景，我们的资料查阅并不局限于商业，重要的政治、社会新闻的报道也在我们的查阅范围之内。我们采用了浙江图书馆和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数十种报刊杂志的资料，这些有全国性的报纸和商业类期刊，也有地方性的。非常感谢这两位研究生的工作，正是她们对资料认真和细致的搜集，才使我得以集中精力研究内容。 对于传记的资料使用，我采取的是比较审慎的态度。除非这些历史当时没有记录，非得从传记中去查找，否则，我尽量不采用传记所记载的内容。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胜利者们为自己的过去涂抹上一些漂亮的色彩也在所难免，但这并不是我所需要的。而且，众所周知，名人传记大多并非自己所写。即使万不得已要采用这些内容，我也尽可能地用其他的第三方资料加以考证。另外，对当时中国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描写，我也参阅了大量外版文献，这些文献让我看到了事物的另外一面以及来自第三方的声音。即使是当年当时的报道，对同一事件我也很少采用单一文献。在我查阅的资料中，对同一事件的报道相互矛盾的颇多，对此考证的工作也花去了我大量的时间。我不能保证每次都能站在历史最真实的一面，但我的确推敲过这些事情的逻辑是否准确，我相信，历史，“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遗憾的是，受制于一些环境限制，我无法查阅对当代中国研究颇多的日本文献，我对日文一窍不通，所有的日本文献我只能取材于翻译资料。 在对资料的搜集整理中，我们之所以采取这种海量搜索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事先对历史或是事件作出判断，我希望我的写作尽量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2008年春节，我和傅国涌先生、吴晓波先生一起吃饭，席间傅国涌先生谈起他写作历史题材书籍的方法，也是先不预设结论，而是在对历史资料的搜集过程中自然得出。傅国涌先生的这个说法大大激励了我，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做法。事实上，历史是自有其规律的，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不断看到一个又一个人物的大起又大落，也看到一个个公司的荣辱兴衰，这些都构成了《追寻商业中国》书中的一个又一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