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正如我在序言部分所说，我自从读研究生阶段就开始研究不平等的起源和后果，在将近50年的研究生涯中，我欠了很多人大量的思想债，多得不胜枚举。我与我的博士论文导师之一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很早就合写了一篇关于分配和宏观经济行为的论文，他本人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不平等的。我的另一位博士论文导师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对我的影响体现在第3章对全球化的讨论中。我关于全球化发表的最初几篇论文是与我的博士同学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合作的，并且我与他共同获得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我在1965～1966年作为富布莱特学者访问英国剑桥大学时，收入分配是一个主要的争论焦点，我要感谢已故的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戴维·钱珀瑙恩（David Champernowne）和迈克尔·法雷尔（Michael Farrell）的指导，尤其要感谢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爵士和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正是在剑桥，我开始了与阿特金森的合作，他后来成为了世界上研究不平等的权威之一。当时，人们仍认为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权衡取舍，詹姆斯·莫里斯（Jim Mirrlees）那时刚刚开始研究人们如何能设计出最优再分配税（这方面的研究使得他稍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另一位老师（当时在1969～1970年是剑桥大学的访问学者）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关于信息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思考。后来，他的研究与我的研究一样都关注歧视的影响、信息（比如关于相对能力的信息）是如何影响不平等以及教育在整个过程中的角色。 我在这本书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不平等的测量，它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又与对风险的测量密切相关，40年前我在这方面的早期工作是与迈克·罗斯柴尔德（Michael Rothschild）合作完成的。随后我开始了与以前的一个学生拉维·坎波尔（Ravi Kanbur）的合作，我们共同测量了社会经济流动性。 这本书清楚展现了行为经济学对我思考的影响。大约40年前，已故的行为经济学开拓者之一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第一次把我引入这个领域，随后，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丹尼尔·卡尼曼（Danny Kahneman）又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思考。（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创办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这本杂志时，曾邀请塞勒开辟一个关于行为经济学的专栏。） 关于第7章所涉及的一些法律问题，关于美国高监禁率的问题，我分别从与爱德华·斯蒂格利茨（Edward Stiglitz）和罗伯特·珀金森（Robert Perkinson）的讨论中受益良多。 我得益于与我的学生们探讨共同构想出来的观点，在此，我想特别提及两位学生Miguel Morin和Anton Korinek。 我曾有幸供职于克林顿政府，对不平等和贫困的担忧是我们讨论的主要话题。我们讨论过怎样才能最好地应对贫困，比如采取福利改革（哈佛大学的戴维·埃尔伍德（David Ellwood）在参加这类讨论时起主导作用），以及针对上层存在的不平等的极端我们该做些什么，比如通过税收改革（正如我稍后所解释的，不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沿着正确方向的行动）。艾伦·克鲁格（Alan Kruger）（现任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关于劳动市场的洞见，包括最低工资的作用，对我有着明显的影响。稍后我将在本书中提到我与贾森·弗曼（Jason Furman）和彼得·欧尔萨格（Peter Orszag）的合作。曾与我一同供职于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艾丽西亚·芒内尔（Alicia Munnell）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在减少贫困方面社会保障计划与《社区再投资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CRA）的要求所起的作用（对于在这一时期对我的思想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许多人，请参看我的另一本书《喧嚣的九十年代》（The Roaring Nineties）的鸣谢部分）。 我也曾有幸作为首席经济学家供职于世界银行，它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减少贫困。我们关注的焦点是贫困和不平等，每一天都是一次学习体验，每一次经历都是一次机会，使我们获得新的洞见，塑造并再塑造我们对于不平等的起源和后果的看法，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不平等是随着国家不同而不同的。我在此应该特别提及继我之后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尼克·斯特恩（Nick Stern）（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69年的肯尼亚）和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çois Bourguignon）。 在第1章和其他地方，我强调了人均GDP或者其他对收入的测量都不能提供对幸福的一种充分测量。我在这方面的思考得益于当年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的工作，那时我是该委员会主席，另外的领导者还有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和让-保罗·菲图西（Jean-Paul Fitoussi）。我还要感谢该委员会的其他21名成员。 在第4章，我解释了不稳定与增长的联系，我对这方面的理解受到了我担任过主席的另一个委员会的重要影响，即关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的联合国大会主席专家委员会（Commission of Expert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n Refo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我特别要感谢在罗斯福研究所的同事，包括Bo Cutter、Mike Konczal、Arjun Jayadev和Jeff Madrick（还有那些参与过罗斯福研究所不同工作的人也值得感谢，包括罗伯特·库特纳和杰米·加尔布雷思）。对于我们这群喜欢看到一个更平等的社会和一个运行更好的经济的人，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一直是位激励我们的人。
近年来，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学没有充分关注不平等，就像它没有充分关注已使这个国家经历了不稳定的其他那些问题一样。为了弥补这些和另外一些不足，专门成立了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我要表达对该研究所的感谢，特别要感谢所长罗布·约翰逊（Rob Johnson，也是罗斯福研究所的一位同事及那个联合国委员会的成员）与我就本书的内容进行的广泛探讨。 我一如既往地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它为我提供了思想环境，使得各种想法都能踊跃发展、接受挑战并得到改进。我必须要特别感谢何塞·安东尼·奥坎波（Jo347;e Antonio Ocampo）以及我长期的同事与合作者布鲁斯·格林沃尔德（Bruce Greenwald）。 以上所讲是我欠下的广泛的思想债，另外对于那些以某种方式帮助我写作这本书的人，我心存一份特殊的感激。 这本书脱胎于我在《名利场》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1%的群体所有、所治、所享”，那篇文章是Cullen Murphy向我约稿并由他做了稿件的编辑。感谢Graydon Carter贡献了这个题目。诺顿（Norton）出版社的总裁（也是我的老朋友）和编辑Drake McFeely建议我把那些想法扩展成了一本书。和以前一样，Brendan Curry再次为这本书做了高质量的编辑。 我的另一位出版编辑Stuart Proffitt也做了大量工作，他不仅提供了如何强化论点的建议，而且还对我的写作进行了细致的评论以使这些论点更清晰。 Karla Hoff从头到尾阅读了这本书，对书中的语言和论证进行了改进。在我动笔写这本书之前，与她就书中核心观点的探讨丰富了我自己的思考。 我的研究团队在Laurence Wilse-Samson的领导下与An Li和Ritam Chaurey的参与下，除了进行事实核查，还进行了其他有成效的工作。他们建议哪些分析可以延伸，哪些分析需要深化，并且对此项目有着和我一样的激动感。在此书的整个写作过程中，Julia Cunico和Hannah Assadi提供了宝贵的评论和支持。 Eamon Kircher-Allen不仅管理了形成书稿的整个过程，还担任了编辑和评论员，我对他非常感谢。 当然了，我最要感谢的人还是我的妻子Anya，是她鼓励我写这本书，不断地和我讨论书中的观点，并且帮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构思这本书。 对于上述所有人以及他们不断与我分享的对此书的热情，我深深感谢。当然，书中存在的任何错误和遗漏都与他们无关，都由我本人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