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地时间9月2日，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芝加哥去世，享年102岁。这是年初继布坎南之后，今年仙逝的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由于科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倾力关注、科斯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国内必将迎来一轮悼念潮。 帮助别人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科斯一生著述不多，但影响巨大，不仅提出了新的概念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帮助别人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的才能。他的原创性思想不仅表现在经济学领域，而且也表现在其他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在他之后，一大批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起而追随，在经济学界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在法学界则诞生了经济分析法学。可以说，科斯一人在两个学科中开创了两个流派。与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样，科斯年轻时信仰社会主义，但后来都成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据说当他思考企业为什么存在时，他对列宁的“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工厂”的说法产生了怀疑，最后走上了经济自由主义的道路。 就科斯的具体学术成就而言，社科院冯兴元教授如此总结：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产权理论的奠基人。与此相关、交叉或包含的学科包括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契约经济学、法律与经济学、宪政经济学等。他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后续研究，把制度和企业引入了此前把眼睛瞪紧市场价格体系、注重诠释市场价格体系如何发挥作用的主流经济学，论证了企业、产权、契约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科斯的理论影响了张五常、茅于轼、吴敬琏、钱颖一、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樊纲、张曙光、盛洪、唐寿宁、韦森等在内的一大批富有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就以研究新制度经济学为立所之本，最初也以对此学科的研究而闻名遐迩，不断推出相关的学术著作。与此相应，新制度经济学及其相关、交叉和包含的学科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研究发挥了深远的影响，从而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有关经济改革的话语体系和实践。 现在还需要“边缘革命”吗？ 新制度经济学介绍到中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过去十几年，整整一代经济学人深受影响。某种程度上，这些学人都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科斯的门徒。 科斯与华人经济学家有着较多的交往，其中张五常教授自然当属首位。与张五常教授的交往增进了科斯对中国的了解和兴趣。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科斯多次提及张五常教授的贡献。1993年，科斯教授邀请盛洪教授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作访问学者。 近几年，科斯教授还通过科斯基金会，于2008年和2010年，两次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组织发起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与“工业的生产结构”的关于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的研讨活动，并自费出资邀请中国的经济学者、民营企业家及地方政府官员赴会。科斯又一次以独特的方式，为经济学、为中国激发经济思想出力。 科斯对于中国学界的最后正式勉励可能就是他2013年5月6日祝贺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20周年庆典的亲笔祝贺：“天则所无疑将在开放思想市场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科斯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与中国有关。他在百岁高龄之际，与其助手王宁教授合写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这是一部描述多于阐述的著作，书中有大量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前20年的史料细节，读之惊心动魄。除了思想市场的自由，该著作的另一核心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更多来自于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民间力量推动变革的贡献远远超过执政党的主导。 不过，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不愿就边缘革命是否可能再次发生及具体发生领域进行回应。他表示，当下中国正在进入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目前中国最重要的改革，已不再是单纯地推进市场化，而是限制政府权力。只有在政府的权力得到实质性的制衡和监督、被关进了各种适当的“制度的笼子”里的情况下，中国才能真正建立起法治化、规范化和良序的市场经济体系。只有触及限制政府内部权力制衡这一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问题，特别是预算民主问题，才能找到中国下一步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能否从预算民主政制建设上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在目前中国的国体上能否建立起带有预算民主政治的现代政体，进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尽管韦森教授未就边缘革命作出具体解读，但是他以预算民主为切入点，就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推动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给出了答案，而这一点恰为科斯解读中国改革所忽略。 科斯真了解中国吗？ 王宁教授曾经说过，除了卡尔·马克思，还没有哪个西方经济学家在中国赢得过如此崇高的敬意。这可能是一个事实，却并非是全部。确切地讲，除了马克思，还未有第二个西方经济学家进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但是，科斯思想及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所引起的震荡已经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后所引进的任何一种西方经济理论。 科斯对中国近乎痴迷，但是作为一个既不懂中文、更没来过中国的西方学者，很难说真正地了解中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及其在中国经济学人中所受到的追捧，无疑是被夸大了。当然，作为一名百岁老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此关注，甚至拿出自己的诺奖奖金，资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学术会议，我们不应再有什么奢求。 另外，特别要指出的是，科斯对公有制的看法似乎依然带有年轻时信仰社会主义时的印记。他认为，各国的产权系统是不尽相同的。以前人民将产权系统划分为公有制和私有制，把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把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这种分类方法过于简单。英国和美国的餐券系统是不同的。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与苏联的产权结构也是不一样的。能够使各种经济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在内得到有效利用的产权系统就是好的产权系统。中国会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产权系统，至于其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并不重要。 也许，无论是科斯对于中国的了解，还是其学术成就，都存在被夸大的成分。或许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张旭昆教授对科斯的评价更为客观，他说，可以套用毛主席纪念白求恩的话来评价科斯：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虽然没来到中国，但是他对中国的命运如此关心，他的理论和观点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也确实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