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流 魏晋酒风



     《世说新语》上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谓真名士!一句话便将魏晋文人的集体相极鲜明地勾勒出来。

  无论文化史、哲学史还是文学史,都把魏晋作为觉醒的时代。现代学者刘大杰在《魏晋思想论》中分析说:“人类的生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自然的,一方面是伦理的。自然的是个人的本性生活,伦理的是社会的道德生活……他们(魏晋文人)反对人生伦理化的违反本性,而要求那种人生自然化的解放生活”。

  记者认为,魏晋文人的觉醒,与其说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觉醒,倒不如说是酒的觉醒。在浩如烟海的魏晋文献中,例如《世说新语》中把“痛饮酒”作为名士基本门槛的事情俯拾皆是。魏晋文人多隐于酒国。因为政局动荡,素怀济世之志的名士朝不保夕,抑郁不得志。现实的失利,让他们转而移情酒国醉乡,以酒消愁、以酒抗世、以酒晦迹。在酒国醉乡中,他们却收获了怡情、自由,以及更多。陶渊明在《孟府君传》中记讲述他外公孟嘉的一段故事,将魏晋文人的个中心思解得极为透彻:“(桓)温常问君(孟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之:明公但不得酒中趣耳!”这应当是“酒中趣”最早的文献记载。

 魏晋风流 魏晋酒风
  记者定义魏晋为酒的觉醒时代理由,正是被文人广为传诵的这种“酒中趣”,最为典型的,主要集中于记者所总结的四个一:一首酒诗、一场论争、一种极致、一项策韬略。

  一首酒诗:短歌行

  论及酒文化,曹操的《短歌行》堪称一座丰碑。尤其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几句低沉的吟唱,表达了士子激昂的雄心。

  把酒与人生相结合,并非曹操首创。《古诗十九首》中就有酒与生命关联的探索:“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只不过他探讨的重点在于如何实现养生与长寿。

  曹操的《短歌行》对其进行了巧妙地升华,把酒与人生的关系推衍到哲学命题的高处。诗中的“杜康”,并非专指某一当时品牌,而是借古喻今,表达曹操希望完成像周公旦匡扶周室那样的济世政绩。然而帝王系的诗人群体中,曹操的诗风以情感深沉细腻著称,《短歌行》中的酒趣也大大超越了政治诗歌的范畴,诗人的哲思、孤寂、意气和志向,在酒中得到了极致发挥。我们不得不承认,曹操的酒趣代表了一个历史时代的高度。

  然而政治家的曹操却多次颁布禁酒令。曹操将周公《酒诰》的酒政精神奉为圭臬,并因此与孔融发生多次争论,不仅如此,甚至他对曹植“立”与“废”问题的矛盾纠结,也与曹植的以酒抗礼密不可分。

  其实曹操本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酒之人。现实社会中,曹操无疑获得了成功,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在酒国中,他却患上了严重的饮酒分裂症。裴注《三国志》引《曹瞒传》记载,曹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虽然好酒,但曹操又有一股沉郁豪放的英雄气,希望能够建功立业,流芳百世。据正史记载,曹操一生积极入世,且非常重视法治。青年时期初涉仕途,任洛阳北部尉,负责洛阳的社会治安。他曾专门做了十余根五色棒,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庶民百姓,“有犯禁,皆棒杀之”。京城的皇亲贵戚都忌惮他,费尽各种周折也奈何不得他,最后只好“共称荐之,迁为顿丘令”了事。曹操的这一案例,堪称社会维稳工作的标杆。

  为了政治理想,他主张禁酒,此时,他是政治家曹操。当他饮酒时,阿瞒才回到了自己生命的本源状态,机敏豁达、纯真可爱。《短歌行》则把曹操和阿瞒两个灵魂完美地结合起来。

  一场论争:酒赋

  孔融是第一个深受曹操饮酒分裂症影响的人。孔融是孔子的第二十世孙,因为“能让梨”家喻户晓,然而这位孔老兄却是一位十足的酒道中人。他曾经写诗直接描写他的嗜酒心切:“归家酒债多,门客粲几行。高谈惊四座,一夕倾千觞”。当曹操颁布禁酒令时,他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反对,并写下著名的《与曹操论禁酒书》。

  “公初当来,邦人咸舞踊跃,以望我后,亦即至止。酒禁施行,天垂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攻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对。樊咐解厄鸿门,非豕肩匮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非饮卮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服其命。定国不酣饮一斛,无以决法令。故郦胜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屈原不糟,取困于楚。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

  言外之意是说,原本以为你曹阿瞒是酒道中人,所以我们对于你的到来欢欣鼓舞,不想你却施行禁酒法令,让我们好不痛快。自古以来,许多帝王和贤达是因为酒的助力才成就了丰功伟业,而屈原因为不饮酒,在楚国困窘不堪。由此可见,酒对于政治并无负面影响。

  或许曹操考虑到孔融的社会影响,也或许顾虑到与孔融的旧交情(很有可能是铁杆酒友),曹操很耐心地回信解释,大致是根据《酒诰》的基本精神讲解夏商灭亡的原因,结合东汉末年的社会现状,劝说孔融理解和支持自己的政治纲领。但孔融显然不买账,当即又写下《与曹操再论禁酒书》:“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提出不应把政治失败的原因完全归罪于酒,言语之间开始谐谑无度。

  至此,孔融与曹操二人的矛盾开始公开化。虽然二人在政见上有许多分歧,但都能求同存异,唯独在酒政上却显得水火不容。从此,曹操艰难地推行着他的禁酒法令,而孔融却在愤青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忍无可忍的曹操还是把孔融杀了。因为孔融在吴国使者面前非议朝政,触犯了曹操的底线。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杀孔融的理由与酒毫无相关,而是“违天反道,败伦悖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参与这场争论的,除了曹操和孔融两位主角之外,还有曹植和王粲,但他们并未直接参与其中,而是间接表达他们的饮酒思想。例如曹植做《酒赋》,先声明说是因为杨雄的《酒赋》虽然“辞甚瑰玮”,却“戏而不雅”,他写作《酒赋》的目的,只不过是“粗究其终始”。在曹植的《酒赋》中,既看不出他对于饮酒的明确态度,也感觉不到他对饮酒的仇恨。而且结尾处不忘假借“矫俗先生”的口说出“若耽于觞酌,流情纵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或许这并非是曹植的心里话,但好酒的曹植在复杂凶险的政治斗争中,不得不做出一些明哲保身的抉择。

  到曹丕执政时期,酒变成了彻底的政治牺牲品。曹丕认为“酒以成礼,过则败德,而流俗芳沈”,于是颁布《酒诲》,列举了东汉末年饮酒坏政的案例。他说,汉灵帝末年,朝政堕废,百官都沉湎于酒。荆州牧刘表更是滥饮无度,客人醉酒倒地,他就用锥刺人,检验人家是真醉还是装醉。袁绍大将刘松干脆一到三伏天就采用“昼夜酣饮极醉,至于无知”方法避暑。

  然而虽然有严苛的法令,但在去伦理求自然的文人,却在以自己的方式阐释着其乐在酒趣的人生态度。从此,关于酒政的论争开始从法令体系转向行为领域。

  一类韬晦:竹林七贤

  放诞成为文人的一种性格,由来已久,但在竹林七贤处却达到了一个历史顶峰。《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位名士常常到竹林之下聚会,肆意酣畅,当时人称“竹林七贤”。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如履薄冰,在酒国却赢得了心灵的独立、自由和尊严。所以后人在评价竹林七贤时,多喜欢用“放”和“达”两个字。

  竹林七贤的带头大哥阮籍,据《晋书·阮籍传》记载:“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有《文士传》记载,晋文帝司马昭非常喜欢阮籍,“恒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阮籍想做东平太守,司马昭很高兴地批准了。阮籍到了东平之后,把府衙四周的墙壁全部拆掉,使内外的人可以相互看见,认为这样可以达到“教令清宁”。十多天后,阮籍骑着毛驴扬长而去,而司马昭却毫不生气。阮籍听说步兵衙门后厨有三百多石酒,于是又向司马昭谋求任步兵校尉,然后邀上刘伶,到步兵衙门终日酣饮。然而,当司马昭要为儿子司马炎说媒娶阮籍之女,阮籍连续大醉六十天,“不得言而止”。当司马炎要篡夺曹魏政权,逼迫魏帝禅让时,群臣推举阮籍撰写奏折。当群臣来到阮籍家中去奏折,却发现阮籍醉眠于案几之侧,只字未写。群臣追逼之下,他一气呵成,“无所改篡,辞甚清壮”。可见他早已打好腹稿,只是极不情愿而已。

  《晋书》记载,阮籍“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然而如此洒脱稳健的人,他的生年却只有54岁。以嗜酒来处理政治生命与独立人格之间的矛盾平衡,阮籍做的很艺术,却很悲苦。他在游历楚汉争霸遗址时曾经感慨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看不惯缺乏人格操守的政治家,曾经暗喻讽刺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经常有权臣企图罗织罪名陷害阮籍,但阮籍每次都因为饮酒酣醉而获免。例如阮籍服丧期间在司马昭的宴会上吃肉喝酒。有权臣说,明公以孝治天下,阮籍却在重丧期间参加明公宴会,还肆无忌惮地喝酒吃肉。这等人应当流放海外,以正风教。司马昭立即打圆场说,如果身体有疾病,可以饮酒吃肉加以调养,这也是丧礼!阮籍却神情自若,吃喝不停。

  相比之下,嵇康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倒霉蛋。《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虽然“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但却“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堪称中国式美男子的标杆人物。嵇康性情刚烈,不喜饮酒,不懂得以酒养晦的处世韬略,加上又是曹氏宗亲,所以他被处死也在意料之中。

  竹林饮酒,是竹林七贤最为怀念的美好时光。后来,七位贤达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结局也各不相同,但大家却都很怀念那段生活。竹林七贤中最小的王戎,后来官至尚书令。一次,他路过一处酒垆,回头对随行的人说,当年我和阮籍、嵇康曾在此酣饮,竹林聚会的时候,也没想到今天这个样子。自阮、嵇二人夭亡后,我便被世务所羁绊。如今酒垆虽然近在眼前,我却感觉它很远,好像隔着山与河。

  阮籍即是竹林七贤的带头大哥,他的人生也是他们饮酒风尚的缩影。当前许多企业把竹林七贤视作中国酒文化的楷模,记者认为这有失偏颇。饮酒本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情,然而竹林七贤的酒苦极悲极,这既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酒文化精神,也不符合健康饮酒的养生理念。

  一种极致:刘伶醉

  似乎把任何所有关于嗜酒如命的词汇加起来来,都不足以形容刘伶在我国酒文化史上的高度。距离竹林七贤时代不远的六朝诗人沈约,用“酒性既深”来描绘他心中的刘伶。

  正史关于刘伶的记载不多,流传下来的文章也只有一篇二百余字的《酒德颂》。据《晋书》记载,刘伶身材矮小、相貌丑陋,但经常思考一些“网宇宙”和“齐万物”等一些大而无用的哲学命题。当代有学者戏言说,刘伶也是土木形骸,但不是嵇康不加修饰就很漂亮的那种,而是无论怎么修饰都漂亮不起来的那种。

  然而所有记载刘伶的文字,都与饮酒有关。刘伶对家业漠不关心,经常赶着鹿车,携带一壶酒,带上荷锄的仆人,嘱咐说,我死了就把我就近埋了。妻子哭着劝他,“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把酒和酒器全部毁掉。刘伶说,戒酒是个好主意,但是我的自制能力很差,需要祷告鬼神以示庄重,请安排祭祀的酒肉。妻子听了很高兴,很快就把酒肉供于神前,让刘伶对着神仙发誓戒酒。不料刘伶却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拿起酒肉一顿狂吃狂喝,等他妻子明白过来,他已经喝得酣醉。刘伶酒后喜欢在屋内裸体行走,有人批评他有伤风化,他反讥道,我以天地为房屋,房屋为裤子,你钻我裤裆里来干什么?

  正史中的刘伶,既没有丰功伟绩,也没有鸿篇巨制,传世之作不过一篇二百多字的酒德颂:“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户牖,八荒为庭衢。行辙迹,居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行者操卮执瓢,动则挈榼提壶,为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罍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慌爾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泰山之行,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之扰扰,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螟蛉”

  与其他竹林七贤相似,刘伶嗜酒也与生存之道有关。有一次酒后与人发生口角,对方挽起衣袖要和他干架,他当即笑着服软说,我这鸡肋一样的身体,怎么能抵挡尊驾您的拳脚?所以,后人所了解的刘伶,不似其他文人以饮酒来表达志向、意趣和内心思想的强大,也不似常人的借酒冲大,而是为了追求“大而无用”的极致境界。刘伶最终也因为“无所用”而保全性命,寿终正寝。

  山涛则是刘伶病酒无节制的典型反例。在竹林七贤中,山涛的酒量最大,但自制能力却非常强,从来都是适量而止。《晋书?山涛传》记载:山涛饮酒到八斗才会有醉意。晋文帝想试探他,先给了他八斗酒,之后再偷偷地往里加酒。结果山涛喝到八斗就停止不喝,任凭满朝君臣怎么劝酒,都不再多喝一口酒。

  然而民间传奇中的刘伶却有着极为绚丽的光彩,甚至许多地方还声称保存着刘伶的遗址。例如江苏省江阴市区内保存着刘伶巷的地名,据说此处曾经有过刘伶宅、刘伶墓;浙江嘉兴据说也有刘伶墓,《嘉禾志》煞有其事地记载:“刘伶墓在嘉兴县西北二十七里”;河北徐水县城西,也称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刘伶墓,属于省级文物。据说旁边还有一座刘伶亭,如今只剩下碑记,当地还有一座酒厂,名曰“刘伶醉”;山东枣庄峄城东,也有一座刘伶墓,又称“刘伶故台”,是峄城八景之一;安徽利辛、河南濮阳和山东临淄等地都称有刘伶墓;安徽阜阳的刘伶集、江苏淮安的刘伶台、山东泰安的刘伶村,以刘伶命名的地名更是数不胜数。

  刘伶既不是彪炳史册的功勋人物,也不是著作等身的学者文豪,更不是富可敌国的明商巨贾,总之,我们看不到刘伶对于后人有任何可以立足现实的传承价值,然而他在民间的待遇却如此之高。由此可见,民间对于刘伶的偏好态度,反映出老百姓对于饮酒有着强烈的刚需。这种刚需具有超现实、甚至是超道德的意味在其中,只是通过对刘伶的怀念和敬仰酣畅淋漓地体现出来而已。

  结语:

  后人在饮酒时经常会联想到魏晋酒风,大概源自魏晋文人多数以酒为名的缘故。这一点,在正史和《世说新语》等传奇著作中有着大量的记载。从这些文献记载中,一条酒风演变路线清晰可见。从建安时期起,以酒明志和以酒抗礼就成了魏晋酒风的两条主线。然而我们比较建安和正始(竹林七贤所处时代)的酒风,从古朴苍劲到深沉细密,酒性渐深。在酒风演变的背后,是魏晋时期的思想觉醒的主流路径。魏晋之所以能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与酒的发酵和勾调工艺密不可分。

  然而魏晋时期,饮酒、明志、养生与处世之间,文人的思想和行为之间总有不够融洽之处。到了陶渊明时期,这些问题渐渐得到融汇,下期记者将撰文专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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