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书的目的在于弥补上文论述的分歧。即通过提供一种有利于实用技术评估和发展的理论依据，填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在自然科学中，这类理论被称为应用理论—一种介于理论与实际之间的中间理论。应用理论研究的是一般性概念，但却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进行阐述。 本书论述的主要对象是与所处环境进行产品（服务）交换的复杂组织，研究它们适应动荡环境的过程，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在动荡环境中有哪些组织行为模式？ 哪些因素决定了行为差异？ 哪些因素导致了成功或失败？ 哪些因素决定了行为模式的选择？ 组织从一种模式转变到另一种模式的转变过程是什么？ 与大多数现有理论不同，本书将管理视为组织中具有影响作用的社会现象。管理既不像在微观经济学中那样被理想化，也不像在多数组织社会学理论中那样被忽略。相反，本书研究了多种管理行为模式，既有强制型也有保守型。这在探讨理论与实用技术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 应用理论的另一项要素是其研究范围应包括从危机组织生存的病态管理到为组织带来最大社会效益的积极管理等一系列模式。同样，在研究组织的不同反应行为时应结合不同的环境动荡水平。为了达到这些要求，本书把动荡水平分为五个级别，同时把组织的反应行为、组织文化与反应能力也分成同样级别。本书的基本假设是只有环境、反应、文化和能力相互匹配时，组织才可能取得成功。 本书中的理论是多学科理论，因为它寻求的是适用于解决某个问题而不是符合某学科观点的方案。有两种研究途径可供选择：一种是尝试把现有各种学科的观点整合成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另一条途径则是从“现实”问题出发，抽象出对解释行为起关键作用的规律，然后选择性地借用现有的各种理论观点。 本书采用了第二种途径，因为在我职业生涯的一半时间里，我都作为经理和管理顾问在研究应对各种动荡的组织环境。因此，我认为我的相对优势在于理解现实问题方面，而不是全面了解各种现有理论文献方面。本书使用的关键概念和关系是从我从事管理工作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总结出这些概念和关系后，我又回头借鉴了各门学科中的相关理论概念。 研究结果表明，最相关的学科之一是政治科学—这是我学术背景最薄弱的学科。因此，我可能偶尔会生搬硬套地借用其中的理论和不经意地修改了某些概念。我希望学术界的同行们能原谅这些过失，并以是否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标准，而不是是否符合前人研究成果的标准，来评价本书的研究成果。
像所有理论一样，本书也存在两方面的局限，即探讨范围的有限性，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研究深度的局限性。 本书的研究仅限于探讨我们称为战略行为的组织现象：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伴随而来的内部构造和功能变化的过程。另一项伴生行为与组织内部资源转换过程有关，被称为经营。本书通过分析经营行为对战略行为，特别是组织惯性的影响，间接地探讨经营行为。因此本书阐述的理论的适用性与战略行为对组织的重要性成对应关系。在战略与环境关系相对稳定且环境动荡性较低的情况下，本书阐述的理论并不适用。本书的研究可以说是对微观经济学或公司行为理论的补充，这两者都与竞争行为有关。 本书的研究表明环境的动荡性和权力是影响战略行为的主要因素，但这两方面的研究深度都存在着局限性。它们被看做是重要的外部变量：研究针对的是这两个变量的不同值对战略行为的影响，但却没有研究这些值是如何确定的。因此研究中假设了某些动荡环境状态，但却没有说明导致环境从一种状态转变成另一种状态的机制，也没有研究构成环境要素的组织对这种转变的影响。组织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被视为单向的：只研究环境对组织的影响以及组织做出的反应，但却没有研究组织的反应对环境有何影响。 对权力机制的研究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假设一定的权力结构并研究它们的影响，但却没有研究权力转移的机制。在研究战略危机导致管理变革的案例时，这一点尤为突出。 本书理论的另一个主要局限性是，它把每个组织看做是独立的，并且与其所处环境不发生相互作用的行为个体。从历史上来看，这种假定几乎适用于本书理论涉及的所有组织。但近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欧洲的实践已表明组织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将变得越来越频繁。上述局限性就是我在写本书时遇到的主要挑战：从战略问题的角度探讨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下如何适应挑战。今天，即1977年时，这个问题与10年前我在第一本书中谈论的主题已大不相同了。那时的问题主要局限于组织与环境的商业联系。这些联系变化缓慢，因此组织内部构造的调整并不是主要问题。内部权力结构稳定且集中于管理阶层，在企业中尤为如此，社会政治环境对战略行为的影响微不足道。 今天，除了商业联系，与社会政治环境的相互影响及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已成为重要影响因素。新的动荡环境越来越要求内部文化的改变，权力也日益分散到不同群体中。 我已尽最大努力充分考虑这种新形势，并为我能预见的新情况做好准备。但毫无疑问，就像上述所举孤立研究某一组织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未来的情况会进一步限制当前理论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