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制造”在近30年（尤其是最近15年）的发展举世瞩目，但它并非始于30年前。中国制造可以追溯到60年前，甚至90年前。在曾经作为中国制造业主要基地的上海，出现过多个享誉全国的制造业品牌（从钟表到电子、汽车）。“上海造”以其优良的产品质量、制造工艺赢得相当大的品牌号召力。如果历史可以假设，沿着这条路径发展，中国制造也许会走上一条不同于现在的路径。
但历史不容假设，珠三角、长三角像蘑菇一样冒出来的以民工而不是以工人为劳动力的无数制造企业成为“中国制造”的主角。民工与工人相比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其劳动力价格（包括薪酬和福利）相当低廉，二是他们无法形成稳定的“工厂社区”（长期甚至终生在一个企业里工作，形成一个稳定、有序、可持续的隐性知识传授和交流系统）。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以民工为劳动力的企业的产品特性。一是价格具有巨大的竞争力，二是产品的附加值极低。制造业本身可以说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严格说来，制造业也可以分为纯劳动密集型制造和劳动和知识（只不过其中更多的是隐性知识）兼备的制造。后一种类型的制造以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为代表，而中国在最近30年发展起来的制造业基本上是前一种类型。在这种竞争环境下，以上海为代表的制造路径（比较接近德国和日本制造）只能趋于消失。
中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成为制造大国，成为“世界工厂”，恰好归功于中国选择了这样一种制造业发展路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条路径的有效性毕竟有限。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在呈现辉煌的时候，其劣势也渐渐显现。本期封面专题讲述的广东新宝（东菱）电器公司转型前的那段历史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制造”的当前的困境。这家1988年诞生于广东顺德一个普通民居阁楼里的企业，从组装加工起家，然后逐渐长大，以价格优势承接海外订单，成为OEM制造商。但“大”到一定程度后，它尝到了没有核心技术的苦头，生意越来越难做。既然贸易性制造（组装和简单加工，挣“搬运工”的钱）的路走不通，那就只能在核心技术上杀出一条血路来。然而东菱很快就尴尬地发现，自己核心技术上的努力如同竭尽全力爬到了山顶，却发现自己只是站在一个小山包上。
在《制造的秘密》的封面专题中，我们曾经指出：无论是“贸工技”还是“微笑曲线”，都暗中设定了一个前提：“工”和“制造”是没有前途的。想要生存并获得竞争力，要么做研发，要么做品牌，此外别无他路。但东菱因为一场特殊的遭遇而有幸摆脱了这种迷思，并因此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简单地说，东菱找到出路，是因为它发现了“工”的价值。
在汉语中，“工”至少有三种含意。一是作为名词，含意与“劳力”有关，指干活的人手，“民工”、“矿工”。二是作为动词，指擅长、善于，含意与“劳心”有关，如“工于此道”，“工诗擅画”。三是作为形容词，同样与“劳心”有关，指工艺、技能、艺术上的精巧、精致、精湛。成语“穷而后工”（意谓作家、诗人必须经过困顿、挫折，才可能写出精湛的作品）。
“中国制造”这30年走的，主要是一条“劳力”的路径。这条路径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已经发挥殆尽。“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条源自《孟子》的话，撇开其本义，倒是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制造”转型的路径。不是从制造转向非制造，而是从“劳力”的制造转向“劳心”的制造，从“民工”之“工”转向“擅长”、“精心”、“精湛”意义上的“工”。这个“工”，简单地说，就是“设计精神”。穷而后工，中国经济和制造面临的巨大挑战，正可以成为中国企业重新认识“工”的真义，让产品制造从有形无神转向形神兼备。正如温家宝总理前不久视察深圳时所指出的，这是中国经济促“冬”转“春”、“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我们在《“转危为机”的底蕴》封面专题中讲到了技术研发的持久积累对诺基亚、三星这样的新兴市场企业转危为机的巨大作用，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将设计精神融入工业制造，也是诺基亚、三星成为世界级企业的“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