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5月24日，本报第234期推出“时代议题”，刊登了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发言稿和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的长篇专访，探讨“海量投资还能不能保增长”的话题，引发热烈讨论。 从某种程度而言，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是对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更是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发展道路，是继续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还是给民间资本释放更多的空间，把经济主导权交给市场，以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究竟应该如何来划分。时代周报就此专访了经济学家冯兴元教授（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对吴敬琏与张军的观点作进一步探讨。 投资拉动的“幻觉” 时代周报：近期，围绕政府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问题，经济学界有一场争论，胜负难辨，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冯兴元：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实际总负债率已经非常高。已经到了不能再像2008年那样继续依赖通过赤字财政扩大政府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地步，否则无异于饮鸩止渴。 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储蓄率高，高储蓄转化成高投资，在经济中保有一个自给性的部分，同时致力于打造一个输出基础。而随着外向型经济部分的发展，国内需求相对不足，导致本国的生产剩余，只能通过更多利用外部需求，才可以保持供需平衡。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得益于这种模式，但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再严重依赖出口，就容易遭遇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狙击，从而易于导致国内经济出问题。而在当前外部需求疲软、全球经济趋缓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欧盟最近对中国光伏产业的反补贴、反倾销调查也与此有关。 放在更长远的时间段来看，中国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策略，跟我们的“赶超战略”有关，不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一直都在强调“赶超”发达国家。过去是压低农产品的定价，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而现在的赶超战略就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绝对要防止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卖地给开发商实现套利，或者低价甚至免费转让土地给工业企业，并以此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 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很多地方还没有被开发，但是如果真的开发出来，可能会遭遇一个问题，即哈耶克所讲的“过度投资”—生产能力过剩，但是总需求（内需加外需）相对不足，跟不上总供给，这就是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这是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便东部低端工业大量迁往中西部地区，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的较低工资，但是“供大于求”的问题仍然会存在，外部总需求的约束仍然存在。 我国存在大量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对成本和亏损不如民企敏感，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其运作类似于政府，有着扩大规模、自己不愿买单的冲动。这些企业即便亏损，政府宁愿出资补贴，也不愿意让其破产，退出市场。行政垄断企业则更是有恃无恐，能够依托其在产业链上游的掐脖子地位，通过行政垄断定价来攫取本属于民营企业的剩余。目前煤炭，电力，运输，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非常严重。可能得通过政府补贴、发债、定价等手段来维持其“大而不倒”的地位。
从上述观察可以看到，无论是政府通过负债投资设施，还是直接控制基础行业，都不再成为解决当前经济趋于疲软的妙方。 时代周报：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谈到，资本深化容易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短期内经济增速可能放缓，但长期来看，经济增速会回升，因为经济增长相对于投资具有一定滞后性，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冯兴元：他讲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我相信哈耶克是对的。哈耶克跟其他奥地利学派学者认为，直接被消费者购买的消费品是低级财货，而生产消费品的中间消耗品（包括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等）是高级财货，高级财货距离消费者比较远。当危机还没到来的时候，政府不断地通过投资来拉动总体需求，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个时候消费看起来还比较强劲，大家就会产生幻觉，以为经济还一片大好，生产出来的消费品都能卖出去，就会继续投资。 继续投资之后，消费能力慢慢支持不下去了，但是生产者还处于“幻觉”之中，还在投资，这就造成了“不匹配”，高级财货的生产阶段出现过度投资，但消费品的低级财货环节却相对需求不足，造成供需结构不平衡，最后导致经济衰退。中国现在就是在这个环节，尤其在过去几个月特别明显，所以不能过度乐观。 近日，有报道称发改委提出一个10年40万亿的城镇化方案，但被发改委否认。我认为如果真的有40万亿投资，那么整个中国就会变成一个道德非常败坏的国家，因为地方政府的债务不可能承担得起，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债务违约。如果再搞40万亿，到时候想救火都救不了。就像在欧盟，比如希腊出现债务危机问题以后，无法单靠自己来解决。 政府的负债率已经很危险 时代周报：从目前的财政情况来看，中国政府是否还有加大投资的能力？ 冯兴元：我们不妨先看欧盟的趋同标准，所谓“趋同标准”就是欧盟外的国家如果要加入欧盟，其经济指标必须跟欧盟国家趋同，其中包括两个财政指标，一个是政府负债率必须低于60%，一个是赤字率低于3％。而我通过计算发现，中国政府全部的负债率，即中央跟地方的负债加起来除以GDP，至少达到69%，广义赤字率也是超过了3%，已经很危险。 如果下一轮新城镇化再投40万亿，中国肯定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因为政府负债跟滚雪球一样，是很难还掉的，就像一个贫困者，你借给他一百块钱，他都很难还掉，当他开始借款的时候，他就不断地想到还钱，往往借新债还旧债，结果是不断地增加债务，但始终还不掉。 时代周报：过去每当遇到经济危机，政府都会采取扩大投资的办法救市，这种办法有何利弊？吴敬琏先生说海量投资已经到头了，你是否同意？ 冯兴元：海量投资肯定到头了。确实，我们过去每当经济下行的时候，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增加投资，来保持经济增长，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做法。在拉动投资问题上，可以说凯恩斯主义是一种直觉主义，这种直觉就算是不读凯恩斯的东西，很多官员也会有。需求不足，就靠投资拉动，尤其是政府投资。其后果是短期内经济总量可能有所增加，但经济结构恶化，而且延误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到现在已经很明显。 一方面是地方债务上去了，中央债务也上去了，如果再加上企业负债的数据，则更为惊人。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产业结构质量下降，因为产业结构没有转型，结构不平衡加大，再加上外部需求趋于疲软，制造业肯定会出现严重问题。现在产业链上游的基础行业都出现了问题，钢铁业、煤炭业产能过剩，用电量、运输量下降，经理采购人指数下降到50%以下，一些指标持续恶化。 我的德国导师何梦笔说过一段很经典的话：中国政府以为只要做大国有企业，就可以通过控制国有企业来控制经济命脉，维护经济安全，实际上国有企业做大之后，政府不但往往控制不了，还会反过来控制政府。现在“两油”就很明显。如果早一点结束经济管制，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话，可能产业结构要比现在好。 经济增长只要有一驾“马车”就够了 时代周报：对于国内流行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理论，张军教授也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此理论只能用来解释短期的经济现象，而不适用于解释长期发展，你如何理解“三驾马车”论？ 冯兴元：“三驾马车”是一种结构主义经济学的视角。从熊彼特的发展理论来看，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内生的发展，体现在技术进步，反映在企业家用一套新的要素组合替代旧的组合。经济发展是从一个循环流转水平，走向另一个更高的循环流转水平，它需要通过创新来完成，因此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可能会更重要，而企业家创新需要好的市场和法治环境，需要背后相关的制度支持，包括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完善，以及技术转让市场的完善。 实际上很简单，我们不需要“三驾马车”，只要有一驾“马车”就够了，那就是经济自由。经济自由不是要求政府不管事，而是要求其退出直接生产经营的角色，做好维护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的工作。做好这一点，长期的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发展倒是“奇迹”。 时代周报：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去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投资，这是2001年来的首次，而前年《华尔街日报》有评论称，中国的投资占比被严重高估，而消费占比被低估，你如何看待？ 冯兴元：消费超过投资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好的结果，现在私人投资增长减缓，而政府投资由于有一种总体的债务承受能力的约束，负债不能太高，随着百姓的收入增加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两者会慢慢接近。 我们的消费确实存在低估的可能，我们的储蓄率高，也就意味着消费潜力大，而很多消费需求仍处于未被激活的状态，比如如果没有iPhone的itouch的出现，我们根本就不会想到还有这种消费需求，但当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发现它很好用，大家就都去买。这就是供给方经济学。 因此，如果有很多创新产品，就会有很多需求，包括替代需求。而农村的需求增长跟农民收入提高有关，通过发展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确实能够拉动很大的内需，但问题是如何才能带动经济的发展？中国现在的体制，容易产生“梗塞症”。这些“梗塞症”，是政府操控造成的。无论是谁想改革，都很困难。 未来需要更加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个边界是两者之间互动、相互嵌入来慢慢形成的，推进制度变迁和政府职能转型，有利于形成一种良性有效的边界。只有减少管制，经济才能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