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知性力Ⅱ 大前研一 序章 走自己的人生道路
在我四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的妻子加内特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你的确很能赚钱，可是你想过没有，这些赚来的钱能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拼命地工作呢？”“如果是为了我们这个家，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什么钱了，但如果是你自己想用钱，这还可以算是一个理由，只是我觉得一直持续这样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意思。归根结底，你想用这些钱为社会做些什么？”仔细想一想，妻子说得非常对。于是我决定辞去在“麦肯锡”的工作，然后转行去做其他的事情。在和公司本部的朋友商量后，公司改变了关于退休的内部规定，允许员工们50岁退休。而我自己也是在可以退休的第一时间，也就是在我50岁的时候，就从“麦肯锡”退休了。我在很早之前，就认为“对社会的贡献”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一个职责。也正是因为受这个观念的驱动，我从一进入“日立制作所”工作开始，虽然当时的工资很低，仍坚持把每月工资的3%捐赠给曾经给过我最好教育的MIT（麻省理工学院）。而且我也觉得，能够在“麦肯锡”这个知性竞争最为激烈的环境中有所成就，还能够赚到这么多钱，也是缘于MIT的福荫。另外，我也认为，我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地步，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实现的，我依靠的是众人的支持。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仍然保持了对MIT的捐赠行为，目的就是为了对那些曾经像我一样贫穷的学子们有所帮助。我也认为，我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地步，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实现的，我依靠的是众人的支持。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仍然保持了对MIT的捐赠行为，目的就是为了对那些曾经像我一样贫穷的学子们有所帮助。我一直担心日本的未来发展，所以为了推进社会的改革，就成立了“平成维新会”这个市民政策集团组织。我曾经工作过的“麦肯锡”基本上是和那些知名的大企业关系走得比较紧密，本社本部也是那种具有强烈的大企业指向的公司组织。但我觉得无论那些大企业客户支付了多么巨额的金钱，咨询顾问师也不能为了过分讨好大公司，提出对国家的长期发展有破坏作用的解决方案，否则就不是一个优秀的咨询顾问师。为此，我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对国家的发展有所帮助的人。即使是像新员工研修这样的公司内部项目，也都是使用我们开发的如何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的手法。我总结并提出的倡议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日本国股份公司”的咨询顾问师。《新国富论》（讲谈社出版）就是从公司内部项目中诞生出来的。而且，为了实现我提出来的观念，也就是说应该建设能够更加重视生活者逻辑（而非生产者逻辑）的社会和国家，出马参加了东京都知事（东京都地区最高行政长官——译者注）选举，然而最终的结果是落选了。于是我就在写了《大前研一败战记》（文艺春秋出版）后，按下了全部清零的按钮，又重新出发了。这不是出于什么义务感而做的事情，而是因为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工作，是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对于习惯性地把自己置身于变革中的我来讲，这些活动就是生存的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要改革日本的观念，而是要寻找别的方法。比如创建发掘和培养人才的场所、设立培养创业家的学校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把自己的政策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传承下去。虽然在接受世界上的企业邀请出去作演讲时，我会收取高额的出场费，但在人才培养方面，基本都是免费的。即使是周末，我也在为这样的事情忙碌。不过这不是出于什么义务感而做的事情，而是因为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工作，是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对于习惯性地把自己置身于变革中的我来讲，这些活动就是生存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