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3年6月7日，912万应届高中生迎来人生中的一次大考：高考。 四年后，他们将面对另一场大考：就业。据报道，今年699万大学毕业生，许多人毕业即面临失业。 如今，高考录取比例正不断上升，和三十多年前不同的是，大学文凭的价值已巨幅缩水。 时代变换，现在高三学生和他们的家庭的选择也多了一些。 5月底，时代周报记者接触了很多家庭，从农村到中产到精英阶层，他们有的放弃攻读大学，有的通过保送、加分锁定了重点大学的文凭，也有的用脚投票，干脆去美国争取一张文凭。 更多者，选择的仍然是高考，寄望于“知识改变命运”。 不同的弃考 在高考大军中，沈畅与陈萤选择了放弃。 2012年11月，沈畅递交了保送生志愿表。三个月后，她被上海外国语大学录取。 希望进入“社会大学”的陈萤也选择了弃考。今年3月，她们班主任统计全班参加高考的人数，49人中，只举起十几双手。 当下，中学最大的目的无疑是高考，这场考试一直以来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意义。 1995年，陈萤生于浙江沿海的农村小镇，父母是只读过小学的农民，靠打工维生，经济拮据。2002年，她入读当地农村小学，起初成绩不错，但第三年，班里来了一位近50岁的数学老师，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她从此常听不懂课。 这一年，学校开始教授英语。由于信息闭塞，10岁的陈萤不知英语为何物。她对这个陌生事物感到害怕。 沈畅有着与陈萤不一样的环境，很小时，她就知道apple（苹果）、banana（香蕉）的发音。她生于厦门市一个中产家庭。父亲供职于国企，母亲是工艺师。读小学时，沈畅显示出了语言的天赋。 小学毕业后，沈畅通过选拔，进了一所名校—厦门外国语学校（厦外）。 厦外的“小升初”考试常常引发关注，它的考题颇有个性，注重考察学习能力，比如一次，考生拿到的是玛雅文的学习资料，自学后再答题。 但选拔素来残酷，沈畅报考时，120人竞争8个名额。不过，一旦进入厦外，一只脚就踩进了重点大学。 童年，陈萤只能进入镇上唯一的中学，当年7个班，每班近50人。这里最激烈的竞争是中考—仅前十几名可以进入市里最好的高中，并有较大可能考取重点大学。 第一堂课起，基础薄弱的陈萤学得极为吃力。自卑的她从不敢请教老师，老师也未注意太过平凡的她。 2011年，陈萤的考分不够普高线，被一所中职技校录取。这所学校的学生也能报考大学—弃考者读完两年便可取得中专毕业证，而报考者将继续学习一年。 此前一年，沈畅没有参加中考，而是直接进入了厦外高中部。这所名校羡煞旁人的一点是，它的直升率较高。2010年，700余名初中生中，超过300人直升。此外，该校每年都有20%的高中毕业生保送全国重点外国语大学或综合性大学的外语系。类似的“牛”高中全国仅16所，2013年，全国的保送名额多达2525个，而厦外分到160个。 高三伊始，沈畅获知关于保送的信息，她决定放弃高考，转而争取保送，在语文与英语两科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2012年的最后两天，沈畅参加了上外的考试：语、英的笔试及英语口试。几天后，她的名字出现在红榜上。上外录取了29名厦外推荐生中的23人，其余亦被别的高校招收。 同样是弃考，对于陈萤，想得更多的是早些就业。 中职第一年，她每天早上6时到校，最晚离校。当时校内传言，成绩优秀的同学期末可得1000元奖励，而她想为父母赢取这笔奖学金。那个学期，陈萤考了从未有过的全班第二名。 “那时我想，只要坚持，肯定能上大学。”但2013年，陈萤对一纸文凭的憧憬越来越淡：身边的同学总是讨论就业难的话题，而大学少则几千多达几万的学费和其他费用也让她思量再三，因为这些压力最终会落到父母的肩上。 5月，沈畅开始为学校的毕业典礼忙碌，她对4年后的就业怀抱信心， “机会始终会青睐那些持续努力的年轻人。”而她的父母认为，如果以后工作难找，拿着上外文凭的女儿可以回厦门当英语老师，不会过得差。 陈萤也在5月准备着毕业。她清楚地记得，教会计的老师曾算过，一个人想要过上小康生活，40年里至少要赚649万，包括房款、车款、养老金等。 “我想过那种‘中产’的生活，但感觉不太可能。”陈萤期待一份工作，如果月薪能有2000元，就会“高兴得不得了”，但在“最难就业季”里，她的工作目前还没有着落。 尝试国外教育 弃考并非最近才进入社会视野的名词。据央广新闻报道，2009年，全国就至少有84万高中生放弃高考。 而据时代周报了解，数量庞大的“出国党”也是弃考大军中的悍将，这其中既有高不成低不就的二流学生，也不乏高帅富的“学霸”。 19岁的林哲高一起就飞往美国长岛北岸的斯托尼布鲁克中学（The Stony Brook School）学习。3年前，他的SSAT（美国中考）成绩是2244分。 林哲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每年至少为儿子提供5.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2万）的学费和生活费。尽管“代价”不菲，这位1985届高考的家长却极力主张儿子尽早出国。 目前正在申请大学的林哲认为，“美国学校通常希望录取一个good person、good student，而漂亮的SAT（美国高考）成绩完全不足以说明一个学生优秀。” 同样19岁的陈翔爱上美式教育是在初三。那年，陈翔去美国一所高中参加了环境科学的暑期项目，他的体验可以概括为几个关键词：超小班教学、师生亲密互动、课外大量阅读。 如今，陈翔已经手握包括常春藤名校在内的近10所美国顶级大学的入学通知。 这个男孩即将毕业于一所“神一般”的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 该校今年的毕业生330人，其中保送110人，而140名学生已被国外大学录取，包括普林斯顿、耶鲁、哥伦比亚、芝加哥、斯坦福、康奈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一批美国最著名的学府。 这些首屈一指的名校收费昂贵，比如，耶鲁大学一年的费用（包括学费与生活费）目前是5.7万美元，芝加哥大学更贵，6.2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4年名校的“价格”相当于135万—150万元。 陈翔是上海“土著”，父母都在国内金融机构工作。这个家庭为孩子准备了一笔教育资金。“如果是获得美国顶级大学的文凭，这个钱是值得的。”陈翔告诉时代周报，“国外大学的科研、创新能力要强得多。” 而与陈翔同校、多个offer在手的另一位同学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他之所以留学是因为看不惯国内的大学生活—上课睡觉、下课逍遥、考前抱佛脚。 “按照这种学法，大学生就业不难才怪。”于是，他成了坚定的“出国党”。 该报什么专业 出国、保送、打工，这些弃考故事若摆在912万高考生面前，大多数人或许只会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 高考几乎占据了他们全部的思维，剩余的时间与精力则分给了四年后的另一场考验：就业。 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评估机构麦可思提供给时代周报的数据显示，2012年10月29日至2013年4月10日，2013届硕士毕业生的签约率为26%，较2012届同期下降11%；本科毕业生与高职高专毕业生的这两项数值分别为35%、12%以及32%、13%。 麦可思资深高校咨询顾问马妍告诉时代周报，就业不好的专业往往具有持续性。去年，本科就业红牌警告专业包括动画、法学、生物技术、生物科学与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体育教育、生物工程、英语以及国际经济与贸易。
“那还能报什么专业？”林德明在医院工作，他的女儿是浙江某县级市2010年的中考状元，后进入杭州二中。由于班级里高手如云，她的成绩并不拔尖，但考入重点大学的希望很大。 对于这颗掌上明珠，林德明与妻子格外操心。“我们想，她最好本科毕业就工作，否则，高知女性容易成为剩女；至于这份工作，因为她是女孩，首先不要太辛苦，太奔波；其次，收入不求高，但要稳定。” 然而，什么专业能够保证女儿四年后顺利找到这样一份好工作？林德明把自己熟悉的专业细想了一遍，但又一一否决。 “高一时，女儿突然说喜欢生命科学。当时，我吓得一身冷汗，这个前沿专业在国内很难找到好工作。后来好说歹说，她断了念想。而今，我们根本不晓得要给女儿什么建议，谁知道四年后什么专业会被红牌警告？”林德明说。 庄伟是浙江省一所省重点中学的物理老师，今年担任高三班主任。他告诉时代周报，“现在的孩子以独生子女居多，主观性强。在报考志愿的问题上，大多数学生自己做主，而他们往往根据兴趣选择学校、专业，几乎不会考虑就业。” “当然，老师和家长通常会提供参考意见。但其实，对于冷、热门专业以及某些专业的就业趋势，很多老师自己也弄不清，他们同样没有数据、资料。”庄伟说。 5月底，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 67%的受访者表示，当初报考志愿时并不了解所选的专业；67.9%的人则承认，选择专业是“盲目的”；而71.2%的被调查者希望重选一次专业。 马妍认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是解决专业结构性失业，也就是调控各专业的供应量，对专业的失业率和失业量进行监测和预警。只是目前，这方面的信息披露接近空白。 不过，也有家长对填报志愿看得很淡。林仁军的小女儿在汕头市澄海中学读高三，成绩中等。他的大女儿今年毕业，大四时得到了一家4A广告公司的实习机会，但林仁军不同意，要求女儿回家准备公务员考试。可惜的是，2013年国考，137万人争夺逾2万个录取名额。她未能考上。 这之后，林仁军又给大女儿张罗了几个工作，目前的几个选择清一色都是去政府或事业单位当合同工。 （应采访对象要求，沈畅、林哲、陈翔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