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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思想大师德里达说过：“没有事件就没有历史和未来。”历史意味着什么？历史总是事件的历史，事件构成历史的本身。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中国》。西方艺术家理解的“为人民服务”势必与中宣部异同，片子毫不奇怪的被以“反华”理由集中批判，虽然究竟有多少人看过并不为人所知。30多年过去，《中国》竟然成了陷入“集体失忆”的中国人了解那个年代相对较为真实的影像之一。所以，传奇往往会剔除现实的真实，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其实更能让人兴趣盎然或者扼腕惋惜：温州的无名作坊、开店的普通夫妻、中学老师严介和的“家庭作坊”遭到“错杀”，“反革命”尹明善当上英语教师，乔金岭意外死亡、涂景新被误判死刑、唐万新的德隆崩塌于浪漫的理想主义之下……这些被放在三十年就成细枝末节，一旦放在企业家身上则是天大的生死命题的历史事件，在书中将被描述与和记载。而当我以如此高密度、高频率，把被尘封的陈年往事或一再被人们乐道的创业史，搬上纸面时，才发觉自己置身于历史汪洋。但信手拈来，每一个角落都能折射出经济的荣光或者悲怆。1978年，拉开破冰之旅的序幕，“中国会向何处去”成为巨大的句号。正月，邓小平“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的一句话，让卢志民，这个刚摘去戴了108天“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帽子的生产队长在一穷二白的恶劣条件下建起翻砂铸造厂。改革序幕并不顺利。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看到经济领域里荒诞的主题：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限在于雇佣工人的数量。1981年，坚冰还未完全消融，改革走起了回头路。投机倒把，演变成轰轰烈烈的经济运动，原本出于维护经济秩序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了对私营经济的强烈打击。1985年，万元户诞生。社会对于个体户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穷得只剩下钱了”是对财富的嘲讽，虽然嘲讽中不难看到艳羡的神情。不易察觉的神情中，是来自经济领域的希望。不过，几年后意识形态风波让苏醒的民营经济再次举步维艰。|www.aihuau.com|1改革中的精彩坐标，很多源于时间与空间的碰撞。如果说，前15年，注定某些年份是具有地域属性的，那么1984年当之无愧地属于北京中关村。在那个弹丸之地，寂寥的勇士与无畏的先驱们壮志凌云，柳传志、段永基、万润南、张旋龙……悉数登场。1988年则属于狂欢无度的海南。凄凉而孤独的海岛上机会主义盛行，日后的地产大亨在这里得到了市场的锤炼。潘石屹投靠冯仑，后者创立了万通，尽管万通的名气并没有冯仑这个名字值得媒体大肆炒作；前者创立了SOHO中国，一个难得的企业与企业家同时名声大振的绝佳案例。政治思想、社会政策的激烈反复是改革这条曲折路线的极好佐证。这也是为什么多数人会将目光集中于改革开放15年后的1992年。1992年，全民经商的夏天随之而来。许多日后耀眼中国的明星企业都在这一年诞生、壮大：华旗咨询、复星集团、新东方学校、波司登羽绒服、太平洋集团、德隆实业、汇源集团……1992年令日后崛起的新贵们，在社会舆论与政策环境两方面得到了双重支持。他们加速度般地聚敛资源，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创造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财富。他们改变了社会对财富的整体认知，创意和资本成为最具魅力而富有内涵的词汇。1992年，一个分水岭。此后十五年，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其彼此的交汇，界限变得模糊。哪是断点，哪是重墨，不能一目了然。经历15年的岁月涤荡，时间变得流畅，空间变得平坦。世界是平的，中国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更是。 岁月又是一个巨大的滑坡，坠落仿佛是个人的宿命。30年的背景下，一些人的得与失，命运的跌宕起伏显得微不足道，可我依然尊重那些在身体滑落的同时内心升腾的人，即使他们已成为悲情过往。“这里有一种无处投诉的罪行。这里有一种眼泪不足以象征的悲哀。这里有一种绝大的失败，足以使我们的一切成功都垮台。”常规的角度理解，商业史就是一部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主义史。但唐万新，我想他的意义已经超过了书写本身，尽管他败得很惨，败得体无完肤、败得千夫所指。至今仍然有许多人无法理解唐万新。从本质上看，唐万新是一个天生的理想主义者，而且他的理想很大。在他大规模的产业整合中，很多企业借着德隆的东风飞黄腾达，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企业龙头：插手湘火炬，短短5年，主营业务增长30 倍；入主新疆屯河，将其投资改造成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番茄酱生产基地；合并水泥企业，造就一个年产近千万吨的“天山水泥”…… 仅为唐万新所做的，即使在其沦为阶下囚的今天，我依然希望能以个人的名义表达敬意。若没有他，这三十年会些许会缺乏点深刻而清醒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