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直如履薄冰的陈凯旋不知道，他能顺利地一路走来，是因为他的起步，无意间抓住了中国计划经济的软肋：日化轻工业。随后才能快马扬鞭，一路奔跑。建国后，中国在经济建设领域一直学习、效仿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经过30年的时间，日化轻工业已经跌入低谷。开放以来，虽然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路线，但仍沿着计划经济的轨道在运转。幸好有千千万万个投身于此的陈凯旋们，才让日化产品重新在市场上富裕起来。仅仅10年之后，中国人已经可以用积压的此类产品换苏联的飞机。可见在起跑的初期，陈凯旋们的机遇有多大。从这个角度看，山西人李海仓的曲线和陈凯旋异常巧合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同样是1975年，李海仓发现了一点门道：商店里紧缺肥皂，人们买不到只有用猪胰子、皂角水代替。作为生活必需品，要是能自己生产肥皂，肯定不愁销路。三年后中秋节的前两天，李海仓向父亲提出要出去闯闯。他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思想深处渴望出人头地，二话没说给了30元作路费。背着一个小包，李海仓上路了，目的地是距家乡川口村59公里的运城。在火车站候车室睡了一个晚上，他找到运城生产肥皂的粮油加工厂。中秋节全厂放假休息，只剩下守门的大爷。原本失望的李海仓听说大爷做过肥皂，立刻把刚买的两盒月饼送给了他，还硬拉着去小店里喝了几杯。几杯下肚，大爷决定收下这个“徒弟”。大爷找来一只铁桶，教他如何配料、如何熬制。一个星期后，李海仓如法炮制，做出了第一块肥皂。有了技术，他返回家乡，找到大队干部，要求大队投资。队里没有资金，只能提供给小麦和一口大锅。他卖了小麦，支起大锅，办起了肥皂厂，和队里签订协议“第一年交出6000，第二年1万。”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这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肥皂生产出来，供不应求。一年后，李海仓如数把6000元交到大队。利用这笔钱，大队提高了村民的福利，每工分从5毛增加到了1元。村民的收入增加了一倍。第二年，李海仓上交的1万元又使工分涨到了1.2元。相比其他收入差的村子每工分只有1毛钱，川口村成为了令人羡慕的富裕村。肥皂生产毕竟技术含量太低，短缺只是暂时的。随着全国轻工业的发展，李海仓的小肥皂厂无论规模还是价格都已竞争不过大厂。坚持只能亏损，明智的选择就是歇业。他瞄准了流通领域。他听说把300 万斤高粱卖给江苏海门一家酒厂，除去运费可赚五万。因为车皮不好搞，这个生意却没有人做。
李海仓接下生意，打听到和闻喜相邻的介休车站要给职工发电扇作福利，自己垫款从扬州拉回1000台电风扇，并以每台低于进价20元的价格卖给介休车站。车站被李海仓的诚意打动，给了4 个车皮的焦炭作为补偿，并解决了运高粱的车皮。一转手，4 个车皮的焦炭卖了3 万，扣去电扇亏的2万，还挣了1万。再加上卖高梁所得利润，李海仓又赚了一笔。最重要的是，在介休车站运输高粱时，李海仓结识了焦炭大王李安民。李安民做焦炭多年，生意甚至做到了国外。在与李安民的交往中，李海仓了解到，相比流通业，焦炭行业更有利润可图。他动心了，背着铺盖卷来到了李安民的焦炭厂，在那里学原料选购、焦炭生产的全套工艺、生产管理和市场销售。1987年春节，李海仓拿出20万元，又向信用社贷款10万元，和国有企业闻喜县白水泥厂一起，成立年产1万吨的联合焦化厂。但当1000吨焦炭生产出来，销售却成了难题。临汾、运城、西安、三门峡、洛阳、焦作、新乡，李海仓跑了无数地方，可对方要么只用机焦，要么只用土焦。今天是残酷的，明天是残酷的，可后天是光明的。很多人倒在明天的晚上，坚持到后天的，总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不言放弃的李海仓，带着焦炭找到了河南济源钢铁厂的厂长，最终这位厂长买下了他的全部焦炭。李海仓打听到南方焦炭价格更高，只是运输有困难。他找到三门峡车务段，提出“运输单位和焦炭厂形成长期合作，双方共同出资建厂，也就是实现双方的捆绑经营”的设想。车务段负责人听了李海仓的想法，也对焦炭业的丰厚利润产生了兴趣，双方各出资70万元，成立了年产3万吨的闻喜三铁焦炭厂。以闻喜三铁焦炭厂为依托，李海仓组建了三铁焦化总厂，这便是后来山西省最大的民营企业——海鑫集团的前身。
